作者：常静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大片国土沦陷，无数同胞被杀戮，众多儿童失去家园，与父母离散。民族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与日寇浴血奋战，无数抗日将士血洒疆场。很多人奔赴前线后，留在后方年龄尚幼的子女无人照料。很多孩子出生不久就不得不托付给当地的乡亲收留。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由于长期缺乏营养，不少孩子发育不良，甚至随时可能被病魔夺去生命。在延安尽快建立一所为前线将士和革命干部子女进行集中抚养和教育的场所已经刻不容缓。

面对无数遇难儿童的悲惨境遇，1937年7月，中国共产党人奔走呼号，吁请各界贤达、海内外仁人志士，共同拯救战区难童，并于1937年3月7日，在延安城南柳林子办起了延安托儿所，倾其所力，额定收容婴孩20名。这是延安最早的托儿所，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最早的幼托机构，以收容抚养战区难童、烈士遗孤，出征将士子弟、革命干部子女为宗旨；以解除妇女干部繁重的家务，免去革命干部、出征将士的后顾之忧，培养优秀的民族后代、革命事业忠实可靠的接班人为保育教育的目的。延安托儿所最早收容的婴孩有:毛姣姣(李敏)、罗小金(李铁映)、谢丁丁、陈小胖、傅维芳、贾丽丽、王苏苏、秦新华等人。

随着战区的不断扩大，抢救战区难童已成为中国战时重要的工作。1938年3月10，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倡导推动下，经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及团体的倾力支持，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圣罗依中学成立，恭请宋美龄先生出任理事长。消息传到延安，军民热烈响应。在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协调下，由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鲁迅小学、延安托儿所等12个团体和蔡畅等60余人共同发起，于1938年7月4日，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上选举宋庆龄、宋美龄、邓颖超等13人为名誉理事;康克清、蔡畅、张琴秋等17人为理事。会议确定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受中共中央妇委领导，为中共中央管理局下属(1941年以后交由边区政府民政厅管辖)。1938年9月5日，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决定筹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一院，可以收容500名儿童。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一院于1938年10月2日正式建立，也就是日后为人们所熟知的“延安第一保育院”。

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旧址

1937年7月，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一部孩子们的留影

保育院初创时期，有工作人员19人，由边区保育分会秘书丑子岗主持料理扩充建院事务。最早的保育员有李惜春，王玉兰，白如壁等，她们都是陕北的女红军。随着保育生的不断增加，保育员也增加到几十人，他们工作非常出色，有的在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受到接见与边区政府的奖励；有的还担任了保育院的领导职务。

由于担心敌机轰炸，第一保育院迁往了几十公里外的安塞县，延安本地儿童的看护需求又多了起来，时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的傅连暲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毛泽东，并提议在延安开办一个新的托儿所。1940年春天，在距中共中央驻地不远处的兰家坪，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六孔窑洞被腾了出来，里面摆满了小床，一个新的保育机构——延安“中央托儿所”在这里正式成立。在傅连暲的推荐下，曾受过护士培训，在中央医院工作的丑子冈成为首任所长。

丑子冈与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

陕甘宁边区就物质条件来说，这里的保育生是生活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就精神生活而言，边区保育生得天独厚，生活在民主抗日圣地，革命幸福的大家庭里，沐浴着党的阳光，受到中央和边区领导的亲切关怀。任弼时、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邓颖超、萧劲光、王雪、王首道、罗迈(李维汉)等常常亲临保育院看望孩子们，接受孩子们的问候和祝愿。

毛泽东和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在一起

1938年，朱德与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

保育院成立一周年时，累计接收东北、华北、华东、华南敌后难童300多名。原来受地域所限，只能容纳90名，现在院址扩大，设施改善，入院儿童猛增。1941年8月，中国女子大学托儿所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托儿所先后并入保育院。保育院又开设了乳儿部。院内儿童由90多名增加到280名，工作人员增加到120名。进入新院址，保育院孩子们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虽然受到国民党与侵华日军的严密封锁，但中央托儿所的孩子们依然可以享受到一周七天、每天四餐的美食。食物搭配也十分合理，菜蛋肉与各种水果一应俱全，每日菜品多变，极少重复。

1941到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极为困难的时期，陕甘宁边区遭到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物资极度匮乏。为了克服困难，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展自给经济，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带头实行这项政策。保育院的孩子们年龄虽小，却也纷纷加入其中，积极投身生产劳动。在劳动中学习，不仅改善了中央托儿所的生活条件，也使孩子们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质、树立了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念。

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在做游戏

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在窑洞外学习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他……”这首耳熟能详的儿歌《丢手绢》，就诞生于延安保育院。丢手绢是那时孩子们常玩的游戏，能歌善舞的保育员鲍侃为此编写了几句简明却充满童真的歌词，并伴着欢快的节奏唱了出来，孩子们一学就会，很快便流传开来。后来，孩子们的歌声被作曲家关鹤岩听到，他觉得非常有趣，便给《丢手绢》谱了曲，旋律变得更加朗朗上口，从此《丢手绢》成为了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

歌曲《丢手绢》曲谱

作曲家关鹤岩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即。中共七大后，党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到敌后、各条战线、各个战场，他们有的带走了接受保育教育的孩子;有的为了方便隐蔽、通过封锁，进入新区开辟工作，把身边的孩子留在延安、送入保育院，边区保育生仍在不断增加。同年6月，边区第二保育院(今北京市六一幼儿院)成立。下半年，第二保育小学也在宝塔山下诞生。

陕甘宁边区第二保育院

1946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重庆正式宣布结束。由此，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也不复存在，但边区政府民政厅保育科仍继续存在，边区的保育教育工作没有终止。在党中央、边区政府的关怀领导下，边区保育教育工作日益发展，并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战火考验。解放战争初期，保育院和小学部分别从驻地撤离，转移疏散，随战三千里，谱写出孩子们的长征史诗。

上世纪40年代，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在学习

上世纪40年代，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在排练歌曲

上世纪40年代，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在玩耍

边区的保育生没有辜负边区人民和革命前辈的期望，每个同学都从小养成听从召唤、团结一致、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组织性、纪律性，一切服从组织利益，没有私心好恶，没有个人要求和私情牵挂。特别是在撤出延安时，20余名教师、职工奉边区政府命令，向西北野战军输送师生200余人，其中多数是升读中学的边区保育生。以他们为基础组成西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医院，转战陕甘宁，出色地完成了战伤救护任务。还有以“工学团”、“宣传队”、“战地服务团”和“工作队”等名义组成的学生团体被调离学校走上战斗岗位的。这些保育生在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解放战争即将结束，新中国建设需要大量建设人才的切要求，1948年，党中央派出一批学生去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留学，他们中绝大部分是当年的延安保育生。他们学成回国后，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工农业建设、水利、电力、交通、纺织、冶炼、能源开发、航空航天、火箭上天、核潜艇下水等高科技开发和应用做出了贡献，有的成为科研领域的专家，有的担任了国家和部门的领导。

延安第一保育院、中央托儿所、延安第二保育院，这一系列的保育机构后来都被统称为“延安保育院”，越来越多的革命后代和边区儿童来到了这些温暖的“家”。据统计，红军到达延安后至抗战胜利，延安保育院先后接收了婴幼儿近3000名，成为中国共产党名副其实的“红色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