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学

西北师院演讲  主张和平建国

张治中

1948年暮春的一个早上，西北行营主任张治中到西北师范学院作报告。报告会开始前，师院几位同学“窃窃私语”,说张治中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公开能讲什么?不是鼓励学生好好学习就是“戡乱建国”的那一套。在学生怀疑的目光中，只见张治中健步走向讲台,把军帽往讲桌上一撇,激动地说:我把“二尺五”放在这里,我今天不是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在这里讲话,我是作为你们的临时教授、作为学者作演讲。张治中严肃而幽默地警告在会场监视的特务说,“你们写报道写报告的,请不要写了,如果你们要写,把我今天的讲话透露出去,说我在此呼吁和平,我张治中不承认。”会场上立即鸦雀无声,一下子就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住了。接着张治中从口袋里拿出几张纸晃了晃让大家看,上边只写着几个看不清的大字。张治中说:这是我的讲稿,也是我今天讲话的“夹带”。演讲的题目是:“世界需要太平,中国需要和平。”张治中开始问大家:世界要不要太平?中国要不要和平?张治中的结论是肯定的。张治中从他在欧美等国的旅游观感,世界人民的生活,讲到世界不能再打大战了,并痛批英国邱吉尔首相执行的狡猾外交政策,主张与苏联友好等。

张治中在激情演讲

张治中讲到国内形势时，谈到报纸上称共产党为“共匪”时,说“共”字后边的那个字,我不认识,三笔一个框框,里边是一个“非”字,经请教别人,我才知道:“匪者匪之非也,非匪也。”张治中主张划江而治，说:国共两党之争是政权之争,而不是政纲之争。国民党当权后,没有执行自己的政治纲领,好多权力掌握在贪官污吏、军阀土豪劣绅手中。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国民党没有执行,而共产党执行了。共产党搞“土地改革”、“二·五减租”、“合理负担”,就是执行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既然政纲相同,国民党在江南,共产党在江北,两党和平竞争,看谁认真地执行了自己的政治纲领,看谁执行得好!让人民来判断。讲到国民党的“言行不一”时,他举了他自己经历的一件事。张治中说: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的高潮,他在南京作演讲,号召抵制日货。作完演讲后,他要上车离去的时候,有位小学生拉着他的衣袖问,张将军,你穿的衣料是哪国货? 张治中的衣服料子正是日本货,搞得他非常尴尬。国民党就是这样,穿着日货要群众抵制日货。国民党言行不一,就失信于民,造成了目前的这种局面。

在评论国内战争形势时, 张治中说:东北战场,已没什么可说了,黄河以北地区,大势已去,长江黄河之间,你进我退,我进你退,胜负难分,在长江以南,也有所谓的“土共”活动。讲到“土”字时, 张治中说:这个字,我不认识。他转身向坐在主席台上的教授们问道,博士的“士”字,下边的一笔比上边的一笔长一些,这是个什么字?教授们都笑了,张治中又转过身来讲,就是在首都南京附近,已有这个共在活动。即长江以南也有了共产党的军队作战,在南京附近,也有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在活动。谈到国共两军战斗力的比较时张治中说:国民党军队打八折后,再打八折,再打八折才可以和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力相比。他解释说:第一个八折是吃空饷。部队的编制是一万人,但实际人数,只有八千,这20%的军费被贪污了。第二个八折是克扣士兵粮饷,如士兵的粮饷是一元,只发给士兵八角,士兵的20%粮饷,进了长官的腰包。第三个八折是强拉壮丁。张治中说:大家都看到,部队开往前线时,有不少士兵用绳子捆绑,串在一起,这样上战场的兵,还能有战斗力吗?所以还得再打八折。

1945年毛泽东与张治中在延安机场

谈到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时张治中说:政治协商会议的失败,国民党人说,责任全在中共方面,我敢说,责任不在中共方面。最高军事停战协调三人小组成立后,我(与马歇尔)第三次到延安,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先生到机场为我们送行。有位朋友对我说,我们等你们的飞机来炸呢!我回答说:停战实现了,组成联合政府时,我们的飞机接你们到南京去。毛泽东先生说你可能还要第四次到延安,南京我们是要去的。张治中说:在延安座谈停战问题时,陈毅也提到停战协定实现了,希望蒋校长送我们出国留学。可见中共方面是有诚意的。讲到他与中共的关系时, 张治中说他在家乡安徽巢县办了一所师范学校,陈赓的部队到了他的家乡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办的学校,肯定要被没收,住在学校的人也躲开了,但部队对该校秋毫无犯。第二次进入该地时,住学校的人未离开,共军未进入该校,第三次进入该地时,为躲战乱,不少群众进到该校躲避,共军仍未进入。老百姓就问“共军”的战士,这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办的学校,你们为何不进入?战士回答说,我们的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就住在张将军家,我们怎能打扰张将军办的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与毛泽东、周恩来在一起

张治中在谈到毛泽东主席时,风趣地说,你们有和毛润之先生通信的,请代我问好!有和陈赓他们通信的,也请代我问好!我不是不能通信,在兴隆山架起电台即可,但我不能这样做,与延安联系需有关人员去做。意即国民党的决策人去做。张治中在西北人民群众中的印象是比较好的,但对张治中当时的心情和处境,却很少有人知道和理解。抗战后期,张治中忧国忧民,力促国共和谈。抗战胜利后, 张治中亲自到延安,接毛泽东主席到渝,促成了国共和谈,达成“双十协定”。但是“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就被蒋介石撕毁,蒋介石调兵遣将,大打出手,到1948年春,蒋介石已饱尝失败的苦果。曾以张治中将军为主席的“新疆民族联合政府”早已改组。张治中在新疆虽还有一定影响力,但要解决问题,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回天乏术。当时蒋介石当了大总统,“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已无设立的必要,蒋介石下令,统统改为绥靖公署,让张治中担任西北绥靖公署主任,专责“剿共”,用张治中的话说“对自己的主张和人格感到发生了问题”。张治中坚决要求离职出国。蒋介石为了把张治中留在西北,又下令改“西北绥靖公署”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但只改此一家,这是蒋氏对张治中的最大迁就。在此出国无门、离职无路的情况下, 张治中只好带着郁闷的心情,“常常呆在离兰州六十里外的兴隆山从长考虑”。张治中“为唤起大家对时局和西北经济文化建设问题的重视”,“我有意识地但不太露痕迹地诱导大家讨论如何保全西北的问题”,“我为西北人民着想,应该如何作和平交待,使西北人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地方元气不受损失”。张治中在西北师院的这次演讲,可以说是心灵的独白。张治中的演讲讲了两个上午,约五六个小时。这次演讲:真诚、生动、风趣、幽默,师生们多次报以热烈的掌声,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