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志学

完成任务，随周恩来一起经兰州返回延安

1940年初，任弼时与周恩来等在莫斯科。前排左起：任弼时、陈琮英、周恩来

1940 年2 月24 日，任弼时和赴苏治伤的周恩来携夫人一起参加了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举行的送别家宴。惜字如金的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郑重写下“周恩来夫妇和任弼时夫妇来我家”，这是他当天日记的全部内容。第二天，1940年2月25日，周恩来、任弼时离开莫斯科回国。周恩来等人乘火车从莫斯科到阿拉木图，然后乘苏联提供的专机从阿拉木图经乌鲁木齐到达兰州。同行的有邓颖超、蔡畅、陈郁(伪装的身份是副官)、师哲(伪装的身份是秘书)、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即冈野进，化名林哲，伪装的身份是参谋)、印尼的阿里阿罕(化名王大才，伪装的身份是卫士)共10人。为了加强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络，共产国际还交给他们一部电台，带回延安。这方面的工作由任弼时负责，共产国际还交给任弼时联络讯号、电报密码本，还有小型摄影机等物品。

1940年3月26日，任弼时结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回到延安。图为他在欢迎大会上。

1940年3月初，周恩来和任弼时一行10人，从莫斯科经阿拉木图抵达新疆乌鲁木齐。他们关心着继续留在新疆的中共航空队学员，于是接见了吕黎平、朱火华两位学员代表，关切地询问了学员们的学习进程和生活状况。当听到这些红军中的连营团师级干部，终年过着普通学员生活，年龄大了还不能成家时，周恩来赞扬他们有理想、有志气，不计较个人得失，再次鼓励他们抓紧学习，争取更好的成绩向党汇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党迟早要建立自己的空军的，暂时没有飞机就培养技术人才，你们40多位同志有学飞行的，有学机械的，一旦有了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极大的希望。据《任弼时传》记载：1940年，周恩来、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国时，向在乌鲁木齐的党员讲话，要他们安心学习和工作。……鉴于盛的政治态度正在变化中，中央电示在新疆的同志“严守纪律，安心学习”。从这时开始，新疆的来电毛泽东多次批示：“请任复”，“请任注意”。1941年7月30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工作由叶剑英（时任八路军总部参谋长）管理，新疆八路军办事处仍由任弼时管理。”由于新疆八路军办事处位于特殊的统一战线环境，并负有特殊的使命，因此直接属于中共中央书记处管理。中央书记处的大量电文，是由任弼时起草办理的。

师哲回忆，回国旅途艰险绝不能马虎大意

1940年3月毛泽东、朱德在延安欢迎回国的周恩来、任弼时

“1940年3月上旬，苏联派专机送周恩来回国，一直送到兰州。同行者有邓大姐、任弼时、陈琮英、蔡畅、陈郁和我，另外有日本的冈野进，印尼的阿里阿罕，共十个人。共产国际送给周恩来的一部小型电影放映机及电台等器材，也一起带回来了。我们乘火车从莫斯科到阿拉木图，路上走了两三天。到阿拉木图后我们住在招待所，一面休息，一面交涉乘机事宜。抗战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军火从阿拉木图经乌鲁木齐运到兰州，再运往内地，所以乌鲁木齐、兰州均有苏联领事馆和空军基地。在过境前，周恩来查问了每个人携带的物品，让我们把随身带的文件、信件、钱交给他，由他放到一个小皮箱里。这个小皮箱里还放着从共产国际带回来的文件、电报密码、美钞等。这个小皮箱周恩来从来不离身，也不受检查。周恩来还根据我们的年龄、籍贯，给每个同志设计了一个应付环境的身份。阿里阿罕化名王大才，冈野进化名为林哲，他们的身份是参谋，即卫士。陈郁是副官，我是秘书。我原名叫师一哲，恩来说：西安刚打死一个王以哲，又来了个师一哲，你叫师哲吧。其他的同志的身份都是朋友、随员。我们乘飞机离开阿拉木图，在伊犁（即今伊宁）稍事停留。检查行李时，周恩来始终拿着那只小皮箱，他对边防官员们说：这个不能检查，其他的东西你们可以检查。当天飞机到乌鲁木齐时，盛世才亲自到机场迎接。飞机到兰州后，我们停留了三四天，飞机刚降落在机场时，一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已带着一批人虎视眈眈地准备检查和进行登记，气氛相当紧张。周恩来沉着冷静地坐在机舱里，命我先下去看看。我下去后，告诉那位上校：机上是周恩来先生和他的家眷及随员。那个上校的态度立即为之一变，马上声明他是周先生在黄埔时的学生，并表示欢迎周先生。我把这个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后，他才慢慢走下飞机。那个上校趋步上前，举手敬礼，连连表示他的所有汽车都归我们支配。我们谢绝了他。伍修权早已准备好了车子，把我们接到了办事处。在兰州，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请恩来吃饭，恩来顺便向他借了一辆大型轿车。苏联驻兰州总领事也请周恩来吃饭，并进行了长谈。周恩来还同我们一起到街上看了一次电影。从兰州坐大轿车出发时增加了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孩子和一个警卫员，共十三个人。我们在西安停留了三四天，有一次，恩来、弼时同我们一起到珍珠塘去洗澡。那里也布满了特务，他们故意捣乱，等我们刚脱掉衣服进入澡盆时，就拉空袭警报。我赶快去找恩来，他正在理发。我向他汇报后，他若无其事，坦然地说：不理它，等我理完发就去洗澡。他一眼就看穿了这是特务在捣鬼。恩来同胡宗南、蒋鼎文等人进行交涉，迫使他们不得不发给八路军部分军饷，这也是国民党政府发给我们的最后一次军饷。”

任弼时与陈琮英在延安

对任弼时来说，这是他除了少年留学外，在苏联时间最长的一次，整整两年。这两年里，他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并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了一名优秀中共党员的形象。任弼时是我党派出的最后一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另外，当时共产国际还给中共一些资助。这些东西由任弼时带在身边，入境时便放到周恩来的公文包里，当时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过境时在中苏双方都享有豁免权。1940年3月20日，任弼时、周恩来一行13人途经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留住几日后，于26日回到延安。任弼时把莫斯科当作了解世界政治风云的前哨阵地，将各类资讯秘密送往几千公里之外的延安，为中共中央提供决策参考。为此，他修复了一度基本中断的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的电台联络，并进一步完善了乌鲁木齐到延安的交通线。任弼时的一生都在忠实地践行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尽其所能做到了极致。对于这样一个无私忘我的“骆驼”，他的选择是为国家和人民流尽最后一滴热血，战斗到最后一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