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志学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人民奋起全民族抗战。甘肃是抗战大后方，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甘肃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赴国难，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成为抗战物资供给地，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苏联援华物资通过以甘肃省会兰州为中心支点的西北国际交通线运往中国抗日前线，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一步取得国际援助，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建立了一条以新疆迪化(乌鲁木齐)、甘肃兰州、陕西西安为联接点，包括空中航行、陆路运输和通讯联系等功能的西北国际交通线，加强了中国同苏联及世界其它反法西斯力量的联系，在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8月，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先后在西安、兰州、迪化（乌鲁木齐）建立办事处。1937年10月，苏联政府在兰州设立军事代表处、外交代表处、商务代表处，负责办理苏方援华物资的交接、转运工作。国民党政府在兰州设立了外交部特派员办事处等机构，负责接收转运苏联援华物资。根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经中苏两国协商，苏联政府选派出援华空军志愿队(主要是驱逐机)和援华航空运输志愿队及相当数量的技术人员和地勤人员从阿拉木图经迪化到兰州，除部分留在兰州参加保护西北国际交通线的空中作战以外，大部从兰州转飞各战区直接实施对日作战。空运方面，国民政府在兰州设立第四路司令部（兰州空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和协调西北国际交通线的空中飞行；设立负责飞机修理的空军第七总站；设立中国空军训练基地；动员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修建和扩大兰州机场群和武威、张掖、酒泉机场。这些措施保障了苏联援华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的正常飞行，并在苏联帮助下培训了大批中国空军人员，为中国抗战和保卫兰州等城市做出了重要贡献。陆运方面，以甘肃为战略通道的交通大动脉在运输援华物资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它的起点为苏联阿拉木图，从霍尔果斯口岸入境，经新疆伊犁、迪化（乌鲁木齐）、哈密、星星峡进入甘肃到达兰州，再转运至西安、武汉等战略要地。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旧址

1938年5月，国民政府在兰州设立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甘肃省驿运管理处，在修建甘新公路的同时组建汽车、人力、畜力等各种运输队。全民族抗战期间，为维护战时经济大动脉的畅通，甘肃人民修通了通向新疆、陕西、四川、宁夏的公路干线，由于机械化水平极低，全靠人力、畜力，付出了巨大牺牲。修筑甘新公路时，沿途村民房屋大量被拆除，椽子、檩子用于工程建设，不少人因此丧失家园；工程需要的土方、石料、沙子均摊派给沿途各县的农民，农民的大车、骆驼、骡马等都被征用修路施工。1938年11月，甘新公路全线修通。国民政府设立的驿运管理处组建的汽车、人力、畜力等各种运输队，在1939年至1945年间，每年都有几千辆马车和几万头驮畜参加驿运，仅1939年全省从事运输的马就有17.6万匹，骡子14.6万匹，驴72万头，骆驼3.7万峰。

1937年11月7日以前到达兰州的苏联援华飞机已有50多架，志愿队人员150多人。1938年1月，苏联援助中国的500辆汽车满载汽油等战略物资沿西北国际交通线到达兰州，再转运至西安、咸阳等地。此后，大约2000辆苏联卡车，在丝绸古道往返，运来大炮、枪支、弹药、药品、医疗器械、汽油及其他物资，返回时，则装载着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供的羊毛、钨砂、锑、锡、汞、锌、茶叶、肠衣等物品，甘肃老百姓把这种汽车称之为羊毛车。1938年底，苏联政府再次向中国输送飞机536架，作战飞机主要有伊-15和伊-16两种型号，经新疆运往兰州。1939年，苏联向中国运交订购的100架轰炸机、148架战斗机、300门大炮、500辆汽车等物资，经兰州运往西安、重庆、武汉等地。

八路军驻新疆、兰州、西安办事处在西北国际交通线上承担了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物资和药品、书籍的转运任务。1937年底到1938年初，由苏联出资，新疆人民支援八路军的20000件皮衣，用汽车和骆驼分批从迪化运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然后由兰州转运到长武，再由八路军三八五旅收转运往抗日前线。1937年底，滕代远从新疆返回延安时，带回高射机枪4挺、子弹200万发、西药400公斤，沿西北国际交通线顺利到达延安。1938年1月，邓发将新疆人民捐献的200万两(新疆旧币)款项，从苏联购买500瓶鹿茸精和一批电讯器材沿西北国际交通线经兰州等地运往延安。1940年1月，西路军总支队指战员集体返回延安时，除携带随身自卫武器外，还带着机枪4挺、子弹43万发，分别乘飞机、汽车从西北国际交通线经兰州到达延安。

二、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全力以赴支援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

华池县抗大七分校旧址

抗战时期，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创立的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团结抗战、巩固后方、发展经济、支援前线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陇东军民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以大生产运动为核心，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经济开发，使得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陕甘宁边区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有“陇东粮仓”之称的庆阳人民，积极向边区政府缴纳公粮1360万斤，交公草、马料319.2万斤，组织了数以万计的担架及运输人员支援抗日前线。1939年至1943年，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共开垦荒地40多万亩，关中分区所属新正县开荒10万亩以上，1943年增产细粮5万石（每石约150公斤，计750万公斤），相当于陕甘宁边区当年粮食增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在陇东地区，随着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大部分农民实现了耕三余一，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其中华池县成绩最为突出，1943年与1938年相比，华池县耕地面积增加了12.2万亩，被评为了边区大生产模范县，张振财等一大批劳动模范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表彰。土地资源的开垦不仅扩大了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而且扩大了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1939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派出农业技术人员在陇东试种棉花取得成功。1942年，陇东分区共种植棉花740多亩，收获皮棉7400余斤；1943年，仅庆阳县就种植棉花1100亩；1944年，全分区棉花种植达到3万亩，收棉15万公斤。以此为基础，各级政府动员妇女开展纺线织布的竞赛活动。1943年，庆阳、合水、镇原三县妇女纺线1.16万公斤，织土布10.8万米；1944年，织布5.6万余匹（一匹为4.2丈，一丈约3.3米），大大缓解了布匹紧缺的困难。1939年冬至1940年9月，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禁止布匹、棉花等生活必需品进入边区。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陇东分委、分区专署在加强对原有公营工厂的领导、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的同时，充分发动群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采取集资、入股、贷款等办法发展地方工业。到1941年10月，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业发展迅速，以纺织业为主的工厂主要有利民工厂、克己工厂、民生工厂、济民工厂及镇原、环县、新宁、新正、华池等县创办的纺织。此外，还建有益民造纸厂、黎明火柴厂、华丰卷烟厂、肥皂厂、制毡厂、毛毯厂等。1941年，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由各县政府直接经营的公营工厂达到17个。这些工厂的产品质量逐步提高，产量也逐渐增多，基本满足了军需民用。1942年，陇东分区专署和三八五旅合办的救亡工厂和利民工厂，年产土布1000余匹。到1945年底，陇东抗日根据地公营工厂达到28个，有职工1000余人，生产能力大大增强。

三、甘肃玉门油田在民族危难之际的担当与贡献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迅速占领北方京津地区，随后中国沿海几乎所有的港口都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本帝国主义封锁了中国沿海石油进口的通道，国内出现了严重的“油荒”，石油成了国难当头之际最为紧缺的战略物资。抗战初期，对于主要依赖进口解决石油等战略物资的中国来说，物资供应问题异常严峻。为摆脱资源困境，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负责人钱昌照等提出扩建玉门油矿的方案，但被以缺乏资金为由而拖延。钱昌照和翁文灏、孙越崎等人联合起来，大声疾呼，终于排除干扰，使方案得以通过。1937年8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派石油地质专家严爽、孙健初、靳锡庚等人前往祁连山一带进行石油勘察，在玉门石油河一带发现油田后，建议国民政府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加快玉门石油开采的步伐。

国共联手彰显一致抗日的民族大义。地质专家翁文灏奉命出马，调集组织地质学家、工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于1938年6月12日在汉口正式成立了“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筹备处”。因钻探油田缺乏钻机，翁文灏于当天亲自率筹备处负责人登门拜访正在汉口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商请共产党方面同意把原来丢弃在陕北延长的2套石油钻机等勘探设备运往玉门油矿从事勘探，协助开发玉门油矿。这2套从美国和德国进口的勘探机械，当时在国内算得上是稀缺的高科技设备，对玉门油矿的开发至关重要。周恩来当场“慨允照办”，并表示“同心为国，决无疑义”。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随即出具公函，由十八集团军驻汉口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根据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具体协调办理从陕北调取石油钻机等设备的细节问题。共产党人从民族大局出发，以团结抗日为重，积极支援玉门油矿的开发建设。陕北方面，由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负责，萧劲光、高自立、李强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协助，同年8月从陕甘宁边区的延长油矿调出2部石油钻机和20名技术工人，“毫无阻碍”地运往玉门，支援玉门油矿的勘探开发，成就了国共合作开发玉门油矿的一段佳话。翁文灏闻讯既有些意外又颇受鼓舞，认为：“即此可见(共产党)一体为国之真诚，良可欣幸。”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从陕北延长提供给国民政府甘肃油矿筹备处的钻机顺利运抵玉门老君庙。

1938年底，国民政府甘肃油矿筹备处，开始对甘肃玉门油气开发组织勘探，以孙健初为代表的石油专家，冒着战争的硝烟和日军飞机空袭、轰炸的炮火，先后到空山不见鸟、风吹石头跑的石油河畔，开始了玉门油矿的艰苦创业，经过6个月的艰苦勘察，查明了石油河流域老君庙地区的生油层、储油层及地质构造，肯定老君庙是一个有开发价值的油区，并组织开发。此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下令，从宜洛、高炕、湘潭、萍乡等煤矿和四川油矿调来多部钻机钻探开发玉门油矿。1939年3月13日，孙健初等人在玉门老君庙原址以北15米处确定井位，用人工方式打出了第一口油井，石油日产量达到10吨。孙健初将该油田命名为老君庙油田，将这口油井命名为老君庙一号井，从而揭开了大规模开发玉门油矿的序幕，国人欢呼雀跃，抗日烽火中玉门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国家战略格局中的工业化开发。1940年9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认为，玉门油矿有大规模开采的国防价值与战略需要，随后拟订了一个向美国购置500万美元的钻、采、炼设备的开发计划。当年10月，甘肃油矿筹备处为解决玉门油矿劳力不足问题，致电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请求选送一批壮丁到油矿。甘肃省政府核准安西、敦煌、金塔、鼎新等4县各送16岁以上壮丁200名到油矿做工。1941年3月，新成立的甘肃油矿局与甘肃油矿筹备处商定实施开发玉门油矿远景规划，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军政部商定：1941至1944年期间，酒泉、金塔、高台3县每年各拨壮丁400名到油矿做工，以王进喜为代表的本地青壮年成为第一代石油人进入矿区工作。玉门油矿的石油产品直接服务于抗日战争，基本上满足了当时军队运输和后方交通的需要。1942年9月，美国远征军驻中、印、缅军总司令史迪威奉美国物资供应处司令官命令，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向玉门油矿发来急电，调查玉门油田地质、生产、原油处理、技术、设备等情况，试图将玉门石油炼制品就近调集，用于中、印、缅地区军需，以维持盟军对日作战。

在钻探、开采的基础上，1939年5月，玉门油矿购买了70加仑的蒸馏锅，因陋就简开始炼油，被称为“间歇性立式炼炉”，人们形象地称这种炼油方式为“茶壶嘴炼油”。当年的炼油技术被通俗地称为大锅熬油，基本原理为把原油装在貌似茶壶的大锅里，下面一点火，油就开始蒸发，从壶嘴徐徐冒出，先冒出的气体很轻，一冷却就成了汽油，后冒出的气体就是柴油。虽然简陋，但却是中国现代炼油工业的开端。1941年，甘肃油矿局在玉门石油河东岸建设炼油厂，以渣油为燃料，到1943年炼油厂日炼原油200吨。1942年，玉门油矿与美国UOP公司合作建成中国第一套达布斯裂炼装置，提升了原油加工深度，从此，玉门油矿进入大规模开发时期。1939年到1945年间，玉门油矿共实现钻井61口，产原油7866万加仑，炼产汽油1303万加仑，煤油511万加仑，柴油近72万加仑，此外还有石蜡等副产品。抗战时期川、甘、陕、新及宁夏、青海部分区域，凡所用油都依靠玉门油矿供应，为中国抗日战争承担了巨大的战略支撑。

抗战用油源源不断流向各战略要地。 1941年甘肃油矿局成立后，总经理孙越崎率领员工克服重重困难，扩充采炼设备，增加原油产量，推进技术进步，建立运输队伍，建医院、办学校、开农场，并竭尽全力培养和储备人才，在大西北的戈壁滩上建成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产量最高、员工最多、工艺技术领先的现代石油矿场，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12月，孙越崎率领郭可诠、潘志甲、邹明等从重庆第二次来到玉门，冒着严寒详细查看矿区各个生产现场，宣布1942年要生产汽油180万加仑(约合5000多吨)，比1941年提高9倍，对抗日战争时期严重的油荒，起到了极大的缓解作用。玉门油矿喷出了原油，炼出了汽油，大后方的人们欢欣鼓舞，但怎样从戈壁荒原上运到抗日前线，一时间成了大问题。孙越崎从生产出汽油那天起便被运输所困扰。骆驼驮运、马车拉运费时费力，汽车运输到达目的地时所运汽油自身消耗掉小一半。从玉门老君庙到重庆2500公里，来回就是5000公里，要消耗多少汽油在路上啊！炼油厂厂长金开英回忆说：“运油的大卡车在往返的路上会消耗掉所载油量的三分之二，所以，假设运三桶油出去，到重庆便只能留下一桶。”运输线上汽油消耗太大的事情让孙越崎头疼不已，虽是战时洋油断绝，生产不计成本，但万般辛苦生产出来的汽油没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上，令他焦虑不安。孙越崎从重庆坐汽车到玉门，在经过兰州时看到黄河中的皮筏子，智慧闪现：若是将羊皮筏子搬到嘉陵江上，汽油从老君庙通过公路运到四川广元上筏，再水运到重庆可节省700公里的路程，汽油消耗岂不大大减少？他找到兰州市政府商议，以求获得支持，然后又找到兰州皮筏行技术最好的筏户老板王信臣，聘请他主持皮筏运油事宜。王信臣带着两个筏工和400只羊皮囊，从兰州坐汽车到广元，与运输处处长张心田共同设计了一种360只羊皮囊做成的羊皮筏子，这种超级羊皮筏先由36只羊皮囊编成一只小筏，再用这样的十只小筏组编成一只大筏。试航装运了五只53加仑的油桶，约汽油1000余公升。用黄河上的羊皮筏运汽油，这对以木船为唯一水上工具的嘉陵江沿岸民众是个怪异的事情，像看滑稽戏似的追看羊皮筏试航，还编了首顺口溜：“油矿局，瞎胡干，羊皮筏子当军舰”。王信臣与两位筏工小心驾驶，经过一个月的漂航安全到达重庆，试航成功。于是，孙越崎安排张心田在兰州购置了2000只羊皮囊，用汽车运到四川广元做成五只大皮筏，每只筏可装53加仑的油桶168只，约24吨。每筏有筏工4人驾驶，前后各两人。这5船20人便组成了由甘肃油矿局运输处直接领导的皮筏“水上运输队”。皮筏运输队于1942年11月正式运营，油品从玉门经兰州运到广元上筏，经涪江、嘉陵江十五天左右到重庆，全程940公里。羊皮筏子运输队首航抵达重庆，轰动了山城。山城民众涌到码头像迎接英雄一样欢迎水上运输队的到来。甘肃油矿局举行盛大的庆祝大会，庆祝汽油水运的成功。“羊皮筏子赛军舰”，从此流传在大后方，成为抗战时期艰苦岁月里甘肃兰州筏子客的时代记忆。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合作、中苏联手，国民政府对甘肃交通、水利、农业、工业等给予高度重视和着力发展，使甘肃近代工农业体系进一步完善，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彰显，成为战略物资供应的大后方，有力的支援了全国抗战。随着东南沿海及华北、华中的相继沦陷，国民政府组织大批企业内迁，将发展工业的重点转移到西北、西南，提出“抗战建国”、“开发大西北”、“发展西北工业”的口号。截止到1945年，甘肃完整的机器工厂共有200多家，有纺织、石油、电力、制革、印刷、制造、冶炼、铸造、纸烟、面粉、化工、制药、玻璃等相对齐全的工业体系。1938年8月，兰州军毯纺织厂如期完成40万条军毯加工任务后，又承接了军需总署第二批100万条的生产任务。1942 年，甘肃全省认购“同盟胜利公债”2286万元，1943 年达7108 万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甘肃全省每年献纳数十万石军粮和数以千计的军马直接输送到抗战前线。1944年12月,拉卜楞寺五世嘉木样活佛派其兄长黄正清率领拉卜楞教区108名僧俗人士组成抗战慰问代表团,从夏河骑马到兰州，从兰州坐汽车到重庆，为抗战捐献30架飞机的价款，彰显了藏族同胞坚持全民族抗战的家国情怀。八年抗战期间，40多万陇原儿女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奔赴抗战前线，近70万人参加地方自卫组织和防护团，5000余名英烈血洒疆场、为国捐躯。

陇原大地作为抗战资源供给地，在民族危亡之际提供了强大的战略支撑，甘肃人民为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