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亲爱的母亲党培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也是她老人家去世21周年的日子。母亲走了但是她老人家的形象却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为此我想把我母亲在战争年代的一段经历写出来，以此作为纪念。也想让后来人不要忘记革命胜利不易，后人倍当珍惜，齐心奋斗理想，更需努力学习。

一、母亲的童年

我的母亲党培英1919年农历正月初四诞生在甘肃省靖远县城南关的党家，乳名丹青。1934年秋天，母亲15岁时，在母亲的一再要求下，她进入了县城的烏兰小学，开始念书认字。外祖父外祖母给我母亲取名“党瑶池”。在上学念书的同时母亲也开始认识社会，走向社会。

1936年，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地处大西北的兰州、靖远也和全国一样，涌现出了一批忧国忧民的爱国热血青年。他们通过共产党设在兰州的“兰州八路军办亊处”寻求革命真理，相互传播抗日救国的思想。靖远一批在兰州求学的热血青年万良才、乔映淮、魏昱他们在兰州参加甘肃青年抗战团的活动，在兰州、靖远组建“同仁消费合作社”“同进消费合作社”这些由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在兰州、靖远的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母亲在靖远上学，也受到了这些进步思想的影响，一心向往革命。

二、参加革命去延安

1938年秋，19岁的母亲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兰州一边上学一边从事革命活动的22岁的青年学生乔映淮。乔映淮（字清川），是靖远县东湾乡癿肚子村人。在和乔映淮的接触中，母亲受到了进歩思想的启蒙，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走在了一起。

1938年末，他们在兰州照了一张结婚照，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夫妇二人身藏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修权同志开的介绍信，化妆成国民党的军官夫妇，搭乘转运抗战物资的大卡车前往西安。父亲的这套行头还是他当年在兰州甘院高中二年级上学时被当时的教育厅和学校强迫派到西北训练团受训，后在天水给抗日流亡学生当军事教官时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到西安后，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接转了介绍信。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他们到陕西泾阳安吴堡，进入共产党办的安吴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

在安吴青训班学习期间，母亲分配在艺术连，父亲在青年干部班。他们过的是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他们除了学习抗日救国的革命理论，还要学习军事课程，如操場动作，武器使用，歩兵游击战术，战地救护等等。通过短期训练学习，逐步培养成为具有革命思想，革命精神，革命作风和革命传统的革命青年，时刻准备奔赴抗日前线，为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解放全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

父亲在青训班学习了一个多月的时间。1939年2月，父亲被党组织派回靖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父亲当时的公开身份是靖远西关小学的教员，实际上参与了靖远地下党县委的工作。开始是城关支部书记，不久，担任县委秘书和青年部工作。县委书记郑重远同志离开后，经过党内选举，我父亲正式担任县委书记的工作。

1939年7月，母亲在青训班的学习结束。青训班有一批学员将要过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我母亲积极报名要求上前线。恰在这时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来青训班挑选演员。由于我母亲当时年轻漂亮，又有些文化，被剧团选中成了一名演员，到了盼望已久的延安。

三、在民众剧团革命熔炉锻炼成长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于1938年7月在延安成立。是在毛主席亲自倡导和亲切关怀支持下由诗人柯仲平、剧作家马健翎领导下成立的。是为了宣传抗日救国，活跃边区人民生活组建的。是以边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西北地方戏曲，如秦腔、眉户、陇东道情、秧歌剧形式演出的。

母亲刚到剧团时用的还是在青训班时的名字“党瑶池”。剧团每次点名时，她都觉得怪难为情的，这个名字太难听了。于是，剧团的演员党奎、程士荣大家帮助改个名字，大家后来觉得她姓党，叫“党培英”最好，取共产党培养的女英雄之意。于是就将“党瑶池”改为“党培英”，这个名字一直伴随了母亲的一生。

母亲从青训班艺术连到民众剧团以后，她努力坚持文艺为工农兵劳苦大众服务的方向，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在剧团领导和老同志的培养下，逐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文艺战士。母亲在民众剧团参演过秦腔现代戏《血泪仇》、《中国魂》、《五里坡》（又名《查路条》）和眉户现代戏《大家喜欢》等剧目。

四、在民众剧团安家

1939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抗战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六月设在兰州的甘肃工委遭到敌人的破坏，一些共产党员遭到被捕杀害。为了保存党的有生力量，党中央迅速采取应急措施，急电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凡是有可能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一律撤往延安。根据工委指示父亲以给学校采购体育器材之名，张生強装扮成工友，中秋之夜，两人从靖远出发，一路经过会宁、张家川、宝鸡到西安，9月12日到了延安。

父亲到延安后，组织安排他到延安行政学院学习，后又转到延安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回到延安行政学院在司法系教研组任教，担任班主任工作。父亲和母亲在延安大砭沟半山上的民众剧团的窑洞里安了家。这个家虽然只有一副木板床，两套被褥和一个破旧的桌子，冬天领一个木炭火盆，但总算父亲和母亲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家。然而，不到两年时间，他们又不得不分开了。

1942年初，延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这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来，由于康生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整风运动扩大化。因为“张克勤事件”，甘肃地下党从白区撤回的一批共产党员大多以所谓的“红旗党”的罪名被打成了叛徒、特务，被关进了延安保安处接受审查。我父亲乔映淮也在其中。母亲当时因为还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又怀有身孕，才得以幸免。

1942年6月，在整风运动最紧张的时候，我出生了。据母亲后来回忆说，她生我时是在大砭沟民众剧团的窑洞里。是民众剧团演员党奎叔叔的老婆刘秦贞阿姨接生的。母亲临产时胎位不正，难产，十分危险 。我的脚先出来了，是立生。情急之下是刘秦贞阿姨硬把我拉出来了 。

我出生后，按照父亲的意思给我取名“延和”。因为我生在延安，又因为延安是革命的圣地，和平的摇篮，故取名“延和”。

五、我在大砭沟的童年生活

延安的大砭沟现在叫文化沟了。1939年到1945年我母亲在这里战斗、工作、生活了六年多。我出生在这里，我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的童年生活。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大砭沟，大砭沟，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心想是不是人们拉大便的地方。直到我长大后看到延安的一些资料提到大砭沟才知道是这三个字。

我1946年初随父母离开延安，直到2017年离别71年后才有幸再回延安，真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觉。在延安我参观了许多革命纪念地，受到了革命传统的再教育，同时我也特别想到我出生的地方去看一看。时任延安市副市长的杨霄同志满足了我的这一愿望。在他和一位人称“延安活档案”的延安市政协八十多岁的革命老人折正千的陪同下，我到了大砭沟的半山坡，向上望去，山上原来民众剧团的窑洞已坍塌无存，幸好延安市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和市文物局2016年11月在这里立了一块《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简介》的石碑。碑文记述：“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于1938年7月4日，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倡导下组建的…该团在延安先后驻东关、…新市场等地。以文化沟此地历时最长（1940年四月到1945年九月）”。

我出生时，父亲还被关在保安处接受审查，所以我一直是由母亲带着。有时我一个人被关在窑洞里，自己钻在桌子底下玩。大小便都在窑洞里。有一次母亲回来，看到我把家里弄得一塌糊涂，母亲既生气又无奈。有一年冬天，家里有个木炭火盆，母亲不在，火盆里的木炭快要燃尽，火不是很旺，我不小心摔倒了，双手插进了火盆被烫伤，至今我的双手还留有烧伤的疤痕。更有一次，父母亲的同乡，靖远人黄鼎叔叔要去陇东开展工作。临走时，他将一颗手榴弹交给我母亲让她暂时代为保管。母亲将手榴弹放在床板靠墙最里头，心想我小孩子上不去床，不会有事的。有一天母亲走后，我看到床里面有一个东西，很好奇，不知是干什么的，想拿来看看。但我人小上不去床，夠不着。这时我看到地上有一个洋瓷洗脸盆，于是，我将洗脸盆翻扣在地，踩着脸盆爬上床，把手榴弹拿到手里。我把手榴弹的后盖打开，看到里面塞满了旧报纸，塞得很实，掏不出来，有一根细绳盘在里面，不知是干什么的。这时母亲恰巧回来了，她一看我手里拿着手榴弹吓坏了，扑上去一把把手榴弹抢了过来。母亲的突然举动把我吓哭了，母亲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母亲用右手食指在我的额头上一戳，骂了一句“死孩子，这是玩的东西吗？”。这是我印象中母亲第一次骂我，后来我长大了，每当我不听话或做错什么事，母亲从不打我，总是一个动作一句话“死孩子”。我玩手榴弹，险些闯了大祸，剧团的叔叔阿姨们听了都吓坏了。后来听母亲说，黄鼎叔叔那次去陇东工作，一次和敌人遭遇，发生战斗，黄鼎叔叔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从这件事后母亲出去排戏、演出总带着我，去边区各地巡回演出时就让剧团的家属阿姨帮助照看，和她们的孩子一起玩。剧团的叔叔阿姨都喜欢我，总爱逗我玩，我也很开心。剧团在大砭沟广场上搭的台子上演出时，我时常躲在侧幕后看演出，看台下看戏的人。晚上演出时戏台上挂着两个汽灯，这汽灯一会儿亮一会不亮。不亮时有叔叔用绳子把汽灯放下来打气，气足了灯又亮了，再挂上去。据说这汽灯，还是用毛主席自己给剧团赞助的300元钱买的。晚上看演出瞌睡了，就在后台装服装道具的箱子上睡着了，母亲他们演出结束后把我抱回家中。听母亲说，她有一次演出刚走到台前，我从后边跟了出来，引得台下的观众哈哈大笑，母亲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台的叔叔赶紧跑出来把我抱了进去。

1945年9月，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后期，经过“抢救运动”，凭着父亲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坚定的信念，父亲的问题通过了党组织的甄别审查，得以解放，又重新回到延安大学任教。1946年由于母亲在民众剧团的出色工作，经民众剧团的雷烽、党奎二位同志的介绍，经剧团党组织审查批准，母亲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三岁了才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一家三口终于在延安的大砭沟团聚了。兰州解放后，我曾看到一张照片，是我和父亲母亲的一张合影照。听母亲说，这是我们一家在延安唯一的一张合影。这张照片父亲母亲穿的是边区发的灰布棉军服，我在中间，头戴一顶母亲织的有个大毛球的毛线帽子，穿的毛衣，背带裤，披了一件棉斗篷。母亲说，这件棉斗篷是用她当年结婚时穿的墨绿色绸缎棉袄改的。这张照片后来可能是被省博物馆征集去了，（有征集凭证），母亲也曾说过，也有可能是省民政厅优抚局征集我父亲的信件时拿走了（信件现存省档案馆，我曾经查到过）。总之，这张珍贵的照片已经无法再见了。

和父母在一起生活，虽然边区条件比较艰苦，但我们也有欢乐。我们平时吃的是小米饭，我最想吃的是母亲专门为我做的“大米豆豆肉肉饭”。母亲从新市场买回一点大米，把黄豆煮熟砸扁，再加一点肉末一起熬成稠稠的粥，吃起来真香。母亲说，边区的条件虽然艰苦，但边区政府对小孩子还是特别优待的。每个小孩每月可以领到一斤白面。每到领上白面，妈妈就和几个有孩子的人家大家凑在一起和面包饺子，把左邻右舍的同事朋友叫来，大家一起吃，难得的改善一次生活。

记得有一次我出麻疹发高烧，母亲整夜地抱着我。没有药，母亲就说让我多喝白开水病就好了，我也听话就喝白开水。有一天晚上没有白开水了，父亲就披着衣服，蹲在地上用找来的旧报纸点着，用洋瓷缸把水烧热喝。虽是一件小事，却是我小时候对父亲印象最深刻的记忆。

六、走出延安，甘肃工委谱新篇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决定要大力开展白区党的地下工作。九月，中央决定恢复中共甘肃工委，负责甘肃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在延安的原甘肃地下党的同志大多都被派回甘肃各地开展工作。1946年四月初，我们一家随工委机关到了庆阳。父亲到工委工作后，六月份工委派父亲又一次秘密潜回靖远，寻找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靖远地下党组织，重新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父亲怕暴露身份没敢回家，只在乔家祖坟地转了一圈，就连夜离开返回庆阳，向工委汇报了接关系的情况。母亲调到工委机关后，九月被安排在工委机关从事财务出纳工作。我在庆阳县城这一段时间过得很开心。自己一个人常常跑到街上去玩，去当地的学校看娃娃们唱歌，扭秧歌，看他们边唱边玩霸王鞭。所谓霸王鞭就是在一根木棍两头各挂一串麻钱，耍起来有节奏的哗哗作响，很是好玩。有一天在街上玩累了，就躺在街上牌楼下边的石板上睡着了，太阳晒上暖洋洋的。一觉醒来，我的毛衣不见了，回到家里母亲生气了，要骂我。一个叔叔过来劝，说毛衣丢了就丢了，没关系。过了一会儿那个叔叔把毛衣拿出来了。原来我睡着后这个叔叔把毛衣拿回来了，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有一次庆阳街上逢集，集市上人很多，很热闹，母亲带我去玩。集市上有个卖货的老乡看我母亲穿的灰布军装，知道是公家的人，就对我母亲说让你的娃子给我们讲两句。母亲问我敢不敢讲，我说敢。于是我就站在旁边的一个凳子上开始讲了。周围的老乡都围过来看热闹，我把我平时听来的凭自己的想象加以发挥，讲了一通。无非就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觧放区的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共产党好国民党坏之类的话。老乡们听了拍手叫好，我很得意，就又给大家唱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还唱了一个“陕北是好地方，小米子熬米汤，黄米馍馍酸菜汤，请你快来尝一尝！”。老乡们听得哈哈大笑。一个卖咸鱼的老乡，听高兴了，给我送了一条咸干鱼。

1946年10月工委派父亲到环县工作。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去竟是父亲和我们永别的开始。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对我解放区全面进攻失败后转向对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工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采取在运动战中逐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配合我西北野战军解放大西北。

父亲被派到环县任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根据甘肃工委的指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县委决定县委机关暂时分散转移，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县委组织了武工队，由雷雨田同志任队长，父亲任政委，就地开展对敌斗争。四月的一天，武工队在一次与马家军八十一师骑兵支队的战斗中，父亲为了掩护武工队其他同事突围，不幸受伤被俘，先后被关押在中宁、平凉、兰州等地。解放后才知道，1948年5月，父亲被敌人用飞机押解南京，关押到镇江金山寺国防部训导所，10月被敌人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七、为革命舍小家无怨无悔

母亲到甘肃工委后，因为有身孕，被照顾安排到工委机关做财务出纳工作。1947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由于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工委机关开始分散转移。

母亲随工委机关转移，历尽千辛万苦。当时工委派了一些战士专门保护工委机关家属队的转移。这些战士除了要负责机关的文书档案、报社印刷设备的安全，还要负责押送俘虏，还要保护机关干部家属子女的安全转移。当时，马家军的骑兵时常围追堵截，家属队遇有情况就得随时转移和敌人周旋。我记得大家把这种转移叫“跑敌人”。

母亲这时怀有身孕，带着我跟大家一起转移。开始转移时，僱了老乡家的毛驴，在毛驴背上放一个木架子，两边各绑一个筐，每个筐里装两个小孩，站在里面。老乡把这个叫“架窝子”。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半山腰的小路上行进，路很窄，右边是崖壁，左边是深沟，毛驴走到一个转弯处停下不走了，用鞭子赶也不走。真是如人们所说的老马识途。原来转弯处毛驴驮架窝子根本过不去。路太窄，右边的筐子已经靠在崖壁上，左边筐子已经悬空，硬过，势必毛驴连同筐子里的孩子一起摔下深沟，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大家把架窩子抬下来，先把毛驴拉过去了，人们抬着架窝子过去了，再驮上走。没有毛驴时或毛驴不够用时，家属队里年龄小的孩子都由战士和机关里年轻的男同志大家轮换背着走。解放后，我曾听母亲说，当时工委机关的叶滨叔叔（解放后曾在甘肃日报社任社长）、秦时玮叔叔（解放后曾任甘肃省委秘书长）都背过我。（后来在《李培福回忆录》第116页中也有这样的描述：“陇东报社的叶滨…等几个年轻同志都背着小孩”）。母亲挺着大肚子，跟着大家一起走。好在母亲在民众剧团时，经常随剧团到边区各地演出，一直坚持行军不掉队，实在走不动时，上山时母亲就拽着马尾巴，靠马的力量拉着走。我曾被大人用绳子绑在马背上（怕掉下来）驮着走。有一次，中途休息，叔叔们把我身上的绳子解开，让我放松一下。为了随时转移，不让我下来，我就乖乖趴在光溜溜的马背上，一动不动。没想到真是“人困马乏”。人累了，马也累了，马自己卧了下来，结果我从马背上滚了下来。还有一次转移，住在老乡家。半夜里有敌情，我被叫醒后，我习惯的背上我的木头小手枪和我吃饭的小洋瓷碗（装在母亲给我缝的碗套里），又被大人们绑在马背上准备出发。谁知出院门时，门框太低，马驮着我出不去。把绳子解开，把我放下来已来不及。于是几个叔叔就把我用力压低，打马冲了出去。

战争年代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大家发扬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互相关怀，团结互助，克服困难的事情，随处可见，感人至深。有一次行军途中，母亲把我们装在马褡子里的行李悄悄扔掉了，想减轻家属队的负担。家属队行军走到一个干河滩，准备宿营时，我们没有了铺盖，母亲抱着我坐在河滩里的大石头上准备过夜。谁知天快黑时，负责家属队断后的战士在家属队经过的路边看到了一件行李，不知是谁丢的，又给背了回来。一问才知是我母亲怕给大家添麻烦，偷偷扔掉的。看着找回来的行李，母亲难过的感激的心情真不知说什么好了。

还记得有一次转移时，负责警戒的战士报告说发现了敌人，当时随家属队由战士押解的几个俘虏，以为是他们的人来了。于是他们就耍赖躺在路边的埂子上说肚子疼走不动了，妄图等他们的人来救。当时情况紧急，容不得前思后想，决定就地处理。后来我们走了一阵，几个战士追了上来，原来押解的俘虏一个也再没有看见。这件事我是亲眼所见，印象很深。解放后回想起这件事，一直以为是敌人来了。后来看到《李培福回忆录》中也记述了这件事。原来来的根本不是马家队伍，而是奉命前来接应工委机关家属队的我方回民骑兵团，虚惊一场。

我母亲在隨工委机关家属队转移途中，我的妹妹小红出生了。当时母亲带着我和妹妹随队转移，很艰难，也给组织上带来很多不便。母亲便狠下心来，打算把我妹妹寄放在老乡家。组织上经过研究同意了母亲的安排。在家属队路过定边一带的一个小山村时，家属队通过地方党的组织联系，找到一个姓王的年轻后生。这家的女人刚刚生过孩子，但没有成活，于是母亲就把我妹妹留在了这里。这家人只知道孩子的父亲姓乔，母亲叫党培英。当时边区的形势多变，十分复杂。许多地方是处于和敌人拉锯的情况。今天解放了，明天说不定又被敌人佔了。这家老乡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收留了我妹妹。

母亲把我妹妹寄放下后，带着我继续随家属队转移。由于当时战争形势比较紧张，家属队里不时有孩子被寄放在老乡家。在《李培福回忆录》中就提到一个叫向大明的孩子。他是我解放后上保小时的同班同学。他的父母当年也是甘肃工委机关的干部。我原来不知道他战争年代也曾被寄放在老乡家的。他虽然后来被接了回来，但在老乡家时出天花，落下一脸麻子。

妹妹寄放下不久，家属队走到一个叫康大庄的地方。这个地名，我一直记得，但具体在哪里，我至今没有找到。由于当时形势仍然紧张，组织上经过再三考虑，征求我母亲的意见，能不能把延和也先寄放在这里，等形势好转了再接回来。母亲思想斗争很是激烈，她想自己带着走，但是形势紧张，孩子多了，对家属队的拖累太大。最后母亲还是同意了组织上的安排，把我寄放在了康大庄。这是一个在塬上的小山村。当时母亲看到这个地方的人，特别是大人，有的长大脖子，有的腿有毛病。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母亲有些犹豫，但当时形势紧迫，容不得母亲思前想后。她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了革命工作，她应该无条件的服从，等形势好转就接回来了。于是，母亲把我留在了这里，她又跟着家属队走了。母亲走了后，我在这里生活了几个月，和当地老乡一样，吃着当地种的谷子、糜子，喝的是老乡从塬下沟里挑上来的水。那个时候，我怕妈妈把我放下不要我了，我天天站在塬边上望着下边的一条大路，盼着母亲来接我。有一次听说马家队伍的骑兵来了，村里人很紧张。他们给我换上老乡家孩子的破衣裳，头上戴了个用破布拼成的老虎头的帽子，用灶火里鍋底的黑灰把我的脸抹黑了藏了起来。后来听说马家队伍的骑兵从塬底下的大路上跑过去，没有停留，我才躲过一劫。

过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西北野战军在陇东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觧放大西北已是胜利在望了。甘肃工委的同志在甘肃各地，为配合西北野战军的攻势，做了大量的工作，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这时，工委机关开始派人到各地寻找寄放在老乡家的孩子，要把他们接回来，因为他们是革命的后代，一定要把他们找到接回来。

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被接了回来。虽然当时我在康大庄只有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但却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痛苦。后来才知道，这个地方过去流行一种叫“柳拐子”的地方病。长时间生活在这里的人，特别是小孩子长期饮用这里沟底下从柳树根下流过的水，时间长了，要么长大脖子，就是脖子下边长出一个拳头大小的肉瘤。老乡叫“癭瓜瓜”。要么就是四肢关节红肿疼痛，关节肿大，畸形，走路跛行，就是当地叫的“柳拐子”。病情严重的会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这种地方病医学上叫大骨节病、克山病。每到阴天下雨，我的腿关节就疼，红肿，手指关节肿大成了杵状指。母亲当时看到我的身体的变化，很伤心，心想原来活泼可爱的儿子成了这样，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过后，母亲想，等全国解放，进城了有医院，有药，儿子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兰州解放后，组织十分关心我的病情，把我送到兰州陆军总院检查治疗。动了两次小手术，打石膏固定矫正。还在现在的通渭路口高三酱肉旁边的一个假肢作坊订做了矫型假肢。医院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医疗水平，这种地方病当时还是一种无法治愈的不治之症。好在当时在康大庄只生活了几个月的时间，到我小学毕业时，我的病情再没有大的发展，但已铸成了我的终身的残疾。我参加工作后，单位的同事看我行动不方便，就教我骑自行车。摔了很多跤，总算学会了，给我以后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组织上派出去找我妹妹的叔叔回来给我母亲说，他们找到了这一家人。我妹妹当年寄放在老乡家不久，我妹妹出天花，因为当时战争年代，穷山沟，缺医少药，这家人虽然尽了千辛万苦，孩子还是夭折了。这家人十分痛心，感到对不起孩子的父母亲。母亲当时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悲痛，忍不住泪流满面，但是她強忍着没有哭。回想这几年的苦难经历，对于一个年轻的母亲，她的丈夫去环县工作，在和敌人的战斗中，为掩护同志们转移负伤被俘，如今关押何处，生死不明，她的儿子寄养在老乡家，虽然找回来了，但得了地方病。如今她的女儿还不到一岁，连自己的父亲都没见到就夭折了，这对母亲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她又想到她是一个共产党员，自她参加革命以来，甘肃地下党有许多共产党员在对敌斗争中壮烈牺牲。家属队里一块儿的女同志的丈夫就有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的，得病的，残疾的，夭折的，也不是她一家。要革命总会有牺牲，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舍小家为革命，为解放大西北，大家都无怨无悔。

母亲想起在战争环境极其困难的时候，老乡家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在危难中收留了自己的孩子，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孩子虽然得病夭折了，但老乡家也是尽心了，得病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感激他们的。

解放后，母亲想找到这家人，以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母亲到省妇联工作后，有一年省上召开妇女工作会议。母亲在会议期间，找到参加会议的环县妇联主任王小平同志，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她的女儿曾寄养在陕甘交界的一个村子，好像就在四合塬、罗厐塬一带。因为过去30多年了具体地方她记不清了，她只记得收养她女儿的这家人两口都姓王。这家人刚刚有个孩子，但是没有活。王小平同志回到环县后，她和四合塬公社的妇联主任，罗庞源公社贾塬大队的妇女主任张凤英三人一道，走村串户，一直走到一个叫王高庄的村子。在这里，她们终于找到了收养我妹妹的王占德老人一家。

母亲得知找到这家人后，专门到王高庄去看望这一家人。还带去了大米，白面和种地的化肥，以表达她对这一家人的感激之情。母亲回到兰州后不久寄给王占德老人200元钱作路费，让他来兰州家里住一段时间。王占德老人到兰州家里住了几天，由于对城市生活不习惯想回去，他看到我母亲年纪也大了，生活多有不便，提出想让他的孙女王彦平来我母亲家中，帮助照料我母亲的生活起居。王彦平来到我母亲家，悉心照料我母亲的生活，我母亲非常喜欢。有一年春节省上一位领导来母亲家拜年，看到这个女孩，问起女孩的来历。母亲便说了战争年代这个女孩的爷爷一家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了她的女儿的事。这位领导听了很受感动。便说战争年代，边区的老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革命烈士的后代，现在解放了，我们能不能为他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呢？于是，母亲向省上有关部门打了报告，请求将这个女孩的农村户口转到兰州市成为城市户口。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难解决的事情。但是省上有关部门坚持特事特办，同意将王彦平的农村户口转到兰州落户。后来王彦平在母亲家白天做家务，晚上到夜校学习电脑打字，学了一段时间后到一个单位当了打字员。改革开放以后，王彦平去了珠海，自谋职业，有了工作成了家。到业余财会培训班学习电算会计，考取了会计职称，现在一家私企从事财务工作。

1948年8月，母亲调甘肃工委组织科任干事。1949年5月，西安解放不久，工委机关家属队暂时进入西安。我们住在西北局招待所，等待兰州解放。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消息传来，我们无不欢欣鼓舞。母亲自参加革命去延安就盼着革命胜利的这一天。这年十月底，家属队的女人娃娃坐大卡车向兰州进发。途经靜宁州时住了一晚上。我们住进一个大车店，女人娃娃住在一个大房间里。睡的是大通铺。晚上睡觉时，大车店的女掌柜看见我母亲有一个洋瓷洗脸盆，花花的很好看，这种洋瓷脸盆在当时乡下是不多见的。女掌柜想要这个脸盆。提出把脸盆给她，她可以少收一些住店的钱。母亲看她喜欢就答应了，可是我也喜欢这个脸盆，我哭了，抱着脸盆就是不给，母亲也没有办法。晚上睡觉时我不放心，怕我睡着后女掌柜把脸盆拿走，我就把脸盆当枕头枕在头下睡着了。谁知睡到半夜，脸盆从头下滑落到地上，咣当一声巨响，把大家都惊醒了。在隔壁住的战士，以为出现敌情，提枪冲了进来，结果是一场虚惊。

兰州解放后，1949年12月甘肃工委安排母亲到新组建的皋兰县委组织部任组织干事。1950年8月，省妇联成立后不久调省妇联工作。任省妇联副秘书长，城市工作部部长。这时曾在甘肃工委和我父母亲一起工作过的革命战友贺进民叔叔得知我父亲在南京解放前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他毅然担负起了照顾烈士遗孀和遗孤的责任，成了我的继父。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我们又有了一个新家。

1952年母亲参加了西北局组织的百人临夏土改工作队，到临夏搞土地改革。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后，我母亲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西北分团的工作（任副秘书长）。到朝鲜的上甘岭、老秃山慰问志愿军。1954年春节后又接着慰问在西北地区驻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年母亲到西安的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学习两年。1960年调到甘肃省话剧团工作。当年和母亲一起在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当演员的程士荣是话剧团的团长，母亲是副团长、党支部书记。

1966年文革开始。时任省科委副主任的贺进民叔叔被关进“牛棚”，作为斗批改的对象发配到靖远北湾五七干校，一边在猪圈里喂猪，一边接受审查。母亲被下放到天水渭南镇农村劳动。回到话剧团后，被安排在人民剧院地下室居住接受审查。我按照“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五七指示下放到䘗县伏家镇的红旗山五七干校劳动，我们的小家没有了。文革后期，贺进民叔叔回到省科委工作，母亲调到省杂技团，我回到兰州。我们在建兰路的长征剧院的平房里又有了一个家。1973年，母亲调到省舞台美术工厂工作，直至离休。

1998年4月13日，我亲爱的母亲党培英去世，走完了她平凡的一生，革命的一生。

作者：乔延和 （写于2019年）

来源：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