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弘

来源：《湘潮》2009年第5期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我国的古老谚语，其实不然。近朱者未必都“赤”，近墨者赤必都“黑”。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伍修权的经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赞许与信任

1925年，年仅17岁的中学生、共青团员伍修权，被党选派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他同期同班的同学有王明、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伍修权与其中有的成了亲密学友、战友甚至挚友知交，如王稼祥。在中大学习期间，个子小野心大的王明，笼络和纠合了一些人，把持了中大党组织支部局，结成了所谓的“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回国后又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占据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形成了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小宗派，在党内实行了“左”倾错误统治，上述几人曾被称为这个宗派的“四大金刚”，以致后来他们都被认为犯了错误，并且因此检讨了几乎一辈子。但是与他们一直关系密切的伍修权，却并未受影响。毛泽东曾当他的面对外宾说，许多从莫斯科回来的人都反对过我，伍修权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却从来没有反对过我。这表明伍修权并未参与过王明等的宗派活动，因而深得毛泽东的赞许与信任。
伍修权在中大同班同学中，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与他同龄。曾与伍修权一起出国进中大的，共有11个湖北老乡、老同学，学习几年后其中有的人，竟投靠了国民党，跟着蒋经国跑了。这几人与伍修权关系很好，但是他们的政治转向丝毫没有影响到伍修权。直到他们晚年，才向已成为中共要人的伍修权表示要落叶归根回大陆，并一起做老同学蒋经国的统战工作。

良知和勇气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伍修权从莫斯科中大和步兵学校毕业后，被派到苏联远东地区。在“中东路事件”后，苏联红军占领了我国东北一些地方。作为苏联红军随军翻译的伍修权参与了审讯和处理被俘的中国军民。在此期间，他虽受到苏军信任并重用，却没有追随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反而利用机会做了不少有益于中国同胞的事，如将苏军虏获的仓库粮食，分发给了当地平民等等。
伍修权在苏联远东地区时，为正在那儿的中国同志及华侨华人，做了许多促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密切合作的事。由于他的积极工作，苏军边疆保卫局党组织发展他为“联共（布）党”党员。正当他在苏联发展顺利将获升迁时，他又坚决要求回到祖国。1931年5月，抛弃了相对安定优裕的生活，伍修权只身冒险回国，当年夏天进入闽赣中央根据地，投入了工农红军的反“围剿”战争，首次参战就负了伤。

追随毛泽东

1931年底，伍修权从闽西调往赣南，在瑞金红军学校担任军事教员兼学员连队指导员。他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久已闻名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受到“左”倾错误中央领导的排斥打击，“红校”让他给学员讲课，其讲题是帝国主义侵略，怎样破坏了我国的民族经济。这本来是个政治经济学课题，内容比较枯燥，带有学术性和理论性。伍修权在莫斯科学习时，只见来讲课的苏联老师抱着大堆马列原著和摘录卡片，拿着写好的教材文稿，不断引经据典。但是毛泽东来讲课时，手头连一纸提纲也没有，更没有什么洋书巨著和卡片之类，一上来就聊家常似的，他指着身边农家的木桶、竹篮等等讲，我国南方的老百姓，都是用竹篾来箍木桶、木盆，帝国主义入侵后，带来了西方生产的铁丝，使我国改用铁丝来箍桶箍盆，这就挤垮了中国的竹篾市场，造成了广大竹篾手工业者失业，侵犯了我国的经济利益。毛泽东就这样把本来比较深奥的问题，讲得生动活泼又幽默风趣，连不识字的人也听得津津有味。这使刚见到毛泽东的伍修权，马上被其吸引并由衷敬服了。这次讲课，毛泽东就以自己的才华和思想，影响了伍修权的一生。伍修权由此决定自己将一生追随毛泽东，从此跟毛泽东干了一辈子。

翻译加战友

伍修权在中央苏区的重要工作之一，是为当时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作翻译。他见李德其人凭藉权势作威作福瞎指挥，动不动就训人骂人处分人，连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等都不放在眼里，红军将领萧劲光竟几乎被其枪毙。李德所有这些活动，并未使伍修权接受李德军事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反而对其反感。他常在工作中力求缓解李德与周围同志间的矛盾冲突，设法保护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李德骂人的话，伍修权尽量不给翻译，以求稳定党和军队的大局。同时他又一再向上级反映自己对李德的不满，并曾请求调动自己的工作，他表示宁去当马夫、伙夫，也不想当这个洋大人的助手。中组部长罗迈（即李维汉）劝他安心工作，因为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来接替，他只得服从了组织，一直工作到遵义会议后李德下台，他才去担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成了彭德怀、杨尚昆和叶剑英的亲密战友。
在“左”倾错误统治时期，伍修权如果受影响和积极效劳，很可能因此受重用以致青云直上。他在中大的老同学都当了大“官”，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更成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伍修权虽是他们的好友、老同学，却并未追随和依仗他们，从不跟着他们的错误跑。
长征中由于减员很多，不得不将部队缩编。红三军团撤销了师一级领导，原来的师级指挥员黄克诚、李天佑等，安排到军团司令部当作战、侦察等科长，都成了伍修权的下级。但他们毫不计较，照常积极工作并服从领导，这使伍修权很受感动。爬雪山过草地时部队再次减员，伍修权主动要求下放，调到所属十团担任团参谋长，使自己一下降了几级。正是过草地中，他运用在苏联学到的骑兵知识，带部队打垮了反动武装的骑兵袭击，还缴获和打死了一些战马，让饥饿的红军分吃了不少马肉。

“近墨”却不“黑”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伍修权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原任边区主席的林伯渠去西安从事统战工作，改由张国焘来当代理主席。这时的张国焘，是党和红军中“右倾分裂”和“右倾逃跑”的代表人物，更犯了“另立中央”的严重错误，中央分配他工作，也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伍修权被调到张国焘身边，不只作他的直属下级和亲密助手，还与他共居一屋，张国焘夫妇在东间，伍修权就在西间，中间的堂屋办公和开会用，这使他们从日常工作到生活起居都在一起。最初张国焘猜疑他是毛泽东派来监视自己的，他却以自己的勤奋工作和谦和态度，赢得了张国焘夫妇的好感与信任。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竟要把她正在延安学习的妹妹，介绍给伍修权为妻，张国焘也很乐意。其实这时伍修权已结婚，妻子还怀了孕，“官僚主义”的张国焘却毫无所知，竟要伍修权当自己的连襟，实际是企图拉拢他，只是没有达到目的。
1938年2月，伍修权被调出边区政府，成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两个月后，张国焘利用去黄陵祭扫黄帝的机会，投入国民党叛变党，此人后来在回忆录中虽说伍修权曾监视过自己，却又对他赞许有加。伍修权用自己的工作和行动，证明他虽“近墨”却不“黑”。

井水不犯河水

解放战争时期，伍修权调到东北地区，担任东北局委员和军区参谋长，一度曾是军事调处执行部东北分部我军的代表。在林彪成为东北局书记和军区司令员后，他当然地成为林彪的助手之一。但是因为他不是原红一军团的人，又曾与东北局原书记彭真合作很好，林彪对他并不信任。军区政委罗荣桓就让他去管军工生产，以自造的武器弹药等军事装备，来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他很快就作出了成绩。由于战事和工作需要，特别是几次陪同军调部的美军代表去见林彪，使他与林彪仍然接触不少，只是他与林彪一直格格不入。在林彪成为东北党政军第一把手，大权在握又功成名就时，他始终没有主动去巴结和投靠，只做好了自己分内的工作。直到“文革”中，林彪及其妻子叶群，还说伍修权是反对自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表明他与林彪一直界限分明，井水不犯河水。后来林彪事件牵连了很多原东北局的人，却都与他无关。

无懈可击

1954年中共中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这高、饶二人与伍修权都有过“亲密接触”，并曾长期共事合作，然而这二人的问题，也从未牵连到他。1946年，饶漱石受命来到东北，成为军调执行部东北分部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伍修权担任他的助手，不断共同对付美、蒋两方的代表，两人配合默契，结成良好关系。饶漱石离开东北后，伍修权才成为我方代表团负责人。高岗继林彪之后，成为东北党政军一把手，担任军区司令兼政委，伍修权则是军区参谋长。由于高岗别的事情太多，就把军区的工作大都推给伍修权来干，使他一度也大权在手，更深得一把手的支持信任，连高岗夫人李立群，都成了伍家孩子最尊敬的老师，可见两家关系非同一般。后来高岗和饶漱石结成“反党集团”，曾与他们密切合作的伍修权，却与其活动毫无关系，因为伍修权从不参与任何非组织活动。他与高岗、饶漱石虽熟悉和友好，却谁也拉不了他。他只是按照原则做分内工作，别人的什么黑心事，都不能向他透露。他一生也从未成为任何“小集团”的成员，使人一直无懈可击。

拒绝“保护”

1958年，伍修权从外交部调到中联部，专职从事党内外交工作。这时在中央一直不务正业的康生，依仗着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一直想插手“国际共运”和中联部的工作，在各种场合利用机会拉拢伍修权，多次和他一起出国访问，常当面说他许多好话，直到“文革”初期，还与他同赴阿尔巴尼亚。康生这时已是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顾问，他们回国经新疆在乌鲁木齐停留时，当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要求见康生，康生委托伍修权代表自己接见来人，伍修权向红卫兵们转达了康生的“指示”，公事公办地做了各项应做的事。康生曾向他许愿：只要他能紧跟自己，就能保他在“文革”中不受冲击。他自己却表示，我如没有问题，用不着谁来保；要是真有问题，就谁也保不了。这实际拒绝了康生的“保护”。
伍修权对康生一直自有看法并保持距离，他曾轻蔑地称此人为“智叟”，将其喻为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的反面人物。康生一再拉他不成后，中联部另一位副部长和王力之流上了钩，那些人靠着康生爬了上去，在中联部攻击部长王稼祥，对群众组织打一派拉一派，伍修权公开为王稼祥辩护，说他虽然有过错误，对党却是立过大功的，遵义会议以来是支持毛主席的。他又仗义执言为受压的群众组织说话，公开和康生等“对着干”。这激怒了康生。他被揪斗示众，关进“牛棚”，后被押送卫戍区“监护”了8年。直到1974年国庆节时，才“解放”出来。后来由叶剑英将他调回军队，成为副总参谋长兼情报部长，康生于1975年在中央副主席高位上死去，直到此时，伍修权也从未说过此人一句好话，可见他嫉恶如仇的坚定立场。
除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伍修权并没有任何个人目的。所以他才能一直“近朱者赤”，虽然“近墨”却又不“黑”，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