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佘小林

来源：今日头条

一九三九年，正当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东江纵队在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等抗日战场上捷报频传之际，我陕甘宁边区的广大群众和后方留守兵团也在大搞生产，加紧训练、积极支前，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却实行其“限共、溶共、灭共”的反动政策，撕毁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协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妄图消灭日趋壮大的抗日根据地和武装力量，肆意挑动内战。

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反动派侵占了我镇原、宁县、正宁、庆阳以及固原等大片地区，破坏了我党领导的一些地方政权和工会、青年、妇女以及自卫队等群众组织，进而纠集了反动民团、土匪和特务在边区境内进行抓人、抢掠、烧杀等破坏活动。

陇东国民党第三专区专员钟竟城将我庆阳义门区区委书记、区长顾登玺同志抓到西峰镇杀害；镇原县伪县长邹建民抓捕了我孟坝民运工作队惠云武等二十余同志，关押达一年之久；朱绍良、钟竟城还将土匪头子赵老五委任为环县县长兼保安大队长，组织并武装了三百余名匪徒，侵占了我边区环县的甜水堡，经常出来骚扰破坏、奸淫掳掠，多次袭击我区、县党政机关。固原县的伪民团团总卢业光、卢建祥父子和伪区长王慎之、伪乡长安文明等也经常利用夜间奔袭我边区；抢掠我干属和群众的财物，煽动我自卫队叛乱。我三岔区干部苟惠民等十四人惨遭杀害，马渠镇、草庙子、车儿洼、石家沟口，峁家堡子等地的抗敌后援会难以正常工作。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党中央、毛主席于一九三九年七月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策口号。

同年九月十六日又进一步提出了反对摩擦的斗争方针和自卫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从而指导我们同蒋介石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时，我党就在陇东西峰镇设有八路军办事处，先后有左觉农（夏忠武）、段德章、孙君一等同志任主任，马兆祥任秘书长。主要任务是同国民党进行联络和谈判。

一九三八年冬，我调到固源县委，徐锡林同志任县委书记，高锡堂同志任宣传部长，我任组织部长，不久又兼任宣传部长和统战部长。

一九三九年春，我去固原东南部地区进行整顿和建立党的组织及抗敌后援会、农会、自卫队等组织，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政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前线的伟大胜利，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反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并向那些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地方官吏进行了坚决斗争。所有这些，大大调动了人民群众生产和支前抗战的积极性，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但却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极端不满和敌视。

在我敌后抗日救国活动广泛深入开展之时，国民党靖远县县党部书记王××和伪县长叶超以及来自兰州的国民党高级参谋一伙，却扬言要率领大批人马，踏平固原东南部地区，活捉这一带的共产党和八路军负责人，猖狂地进行威协恫吓，制造紧张局势。当时人心浮动，议论纷纷，怕我们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但我们并没有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我召集了麻子沟圈区委书记李治安、草庙子区委书记白晓初，区长杨登科、抗敌后援会负责人虎云峰、王兆鸿、王进堡以及回民工作干部何仲发等同志开会，对敌情作了分析研究。大家认为，一定要同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决打跨他们的猖狂进攻。当时，我们仅有几支步枪和手枪，十几枚手榴弹，兵力也只有陇东军分区独立五营拨给的一个班。但我们毫不畏惧，因为真理在我们一边，人民拥护我们。趁着敌人还没有到来，我们抓紧时间作战斗准备，一共动员了几百名自卫队员，人人手持大刀、长矛和土枪，日夜进行操练，随时准备打击敌人。

不几天，敌人果然从固原县城出发了，好几百名全副武装的骑兵、步兵直向我们的驻地扑来，人喊马叫，尘土飞扬，大有黑云摧城之势。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我们吓跑，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当他们的大队人马冲到我们的阵地前时，我们二十多名干部战士严阵以待，几百名自卫队员却正在进行操练。我们的镇定自若使敌人大为震惊，他们一时失了主意，欲进不敢、欲退不能。双方僵持了十几分钟后，敌人命令骑兵卸下马鞍，装做安营扎寨的样子，又责令保甲长呜锣召集附近几个村的群众在街上开大会，说什么“县太爷要训话”。我们见敌人不敢来硬的，肯定他们又想玩什么鬼把戏，便决定“以软制软”。在大会上找机会揭露他们破坏抗战的罪行。

大会开始后，县长叶超、区长王慎之等一个个趾高气扬地上台讲话。他们一口一个“蒋委员长训令”。还要人们当听到蒋委员长时马上立正。他们胡扯什么“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狂妄地宣称：以后不允许共产党、八路军在这一带驻扎和活动。听到这里，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他们一伙的丑恶表演，我一下子跳上台去，打断了他们的讲话，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我便大声疾呼“乡亲们！现在国难当头，正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期。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前方浴血奋战，才换得了抗战的初步胜利，但一些反动顽固分子不仅不支持我们，反而在后方进行破坏捣乱，难道抗日有罪吗？还要得到他们的允许吗？今天我宣布：如果以后谁胆敢再进行破坏捣乱、胡做非为，我们一定会毫不留情地给予严惩！我们共产党人说话从来是算数的！”我的讲话表达了广大群众的共同心声，激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那些顽固派一个个呆若木鸡，我看他们已经非常孤立，便大喊一声：“愿听我讲话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咱们到北街去开会。”我随即跳下台，跃上我的坐骑“金钱豹”在前面开路，其余的同志和群众紧紧跟在我后边向北街走去。

那天镇子上逢集，人群熙熙嚷嚷好不热闹，赶集的人们见我过来也尾随着涌向北街。那些顽固派见势不妙，大为恼火，但又摸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马，不敢发作。伪县长叶超只好命令他们的骑兵，急忙备上马鞍，率领那邦乌合之众，夹着尾巴，一溜烟逃窜了。我们和顽固派第一回合斗争的胜利，大长了抗日群众的志气，大灭了顽固派的威风。从此以后，人民群众就更加信赖我们。然而，顽固派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不久，峁家堡子反动民团团总王恩举派特务混到陇东军分区独立第五营搞策反活动，诱骗我们两个新兵持枪逃跑了。这一事件被我公开揭露后，可把王恩祥给吓坏了，他偷偷地将枪支送了回来，并给我写信承认错误，保证今后再不犯我。这个事件刚刚平息，二龙山伪联保主任安文明和伪团总卢业光又勾结起来破坏我农会成立，他们竟然拘留了我民运工作干部。经过我们严正的说理斗争，他们也不得不向我赔情道歉，乖乖地释放了我工作干部。一九四一年，居住在甘肃、宁夏的庄浪、隆德、化平（今泾源县）、海原、固原等县的广大回族人民因不甚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而举行了武装起义。这次武装起义虽然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镇压，但起义领导人马国藩、马恩义等人为了寻找新的出路，便到固原东南部的彭阳镇（今彭阳县）和我联系，我对他们的处境表示了同情和关心，并很快将他们的情况向陇东地委和三八五旅党委作了汇报和请示。后来这支队伍开进了边区，接受了我党的整编，编为回民支队。从此以后，他们在革命战争中屡建奇功。

我在陇东和固原地区的数年战斗生活中，同当地人民群众一起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与人民建立了血肉相连的感情。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何仲发、李治安、白晓初、刘自生、虎云峰、王兆鸿、赵正明、白银邦、李生华同志以及掩护过我的群众虎大哥、虎大嫂等人的音容笑貌常常在我眼前闪现。我虽然离开固原地区四十多年了，但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当回首那难忘的战斗岁月时，我更怀念同我并肩战斗过的固原回汉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