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易新闻

一九三七年初春，我西路军红三十军在甘肃高台、临泽等地和国民党军马步青、马彪等部几经激战之后，沿沙河堡，喇嘛寺向祁连山区转移，与红九军会师。

我当时在三十军二六八团三营，我们从沙河堡出发时，每人多少还有点粮食，不到一天就吃光了。以后，只得饿着肚子走。这一带又是一片丛林，没有人烟，莫说吃的，就连喝的水都很难找到。

部队在前面走，凶残的马匪在后面一直追，一连三天三夜，我们一边阻击，一边转移，直到第三天晚上，才进入了祁连山山区。在山区进行了整编，把一些机关人员充实进了连队，我们营派来了一个教导员，我就转做营长工作了。

大家实在饿得很，就杀了一些马吃，我们营搞到了一些马的肠子，肚子。因为缺水，洗得不干净，煮熟了，有的人吃了一点，有的人根本没吃。半夜过后，继续前进。

九点左右，到了一个山沟，部队开始休息，我刚想找李教导员研究一下部队情况，又被通信员叫到了团部，杨团长指示：今天部队就在这里休息，你马上领一个连，到前进方向右翼山头上担任警戒。你营的其他四个连，由教导员负责，在山脚下休息。

我把警戒任务交给了七连。全连虽然两天多没有吃饭了，斗志仍然很高，连两个病号也坚决要求去，在指导员的耐心说服下，才留下来。

上午十点多钟，七连出发了，一班在队前一百五十米左右，沿着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搜索前进。大家都很着急：希望快点到达山顶，但因人困马乏，怎么也走不快，走几步，就得停一停，停的时间反比走的时间多。

从山脚到山顶，最多不过八九里，照过去行军的速度，不过一个小时就能走到，现在呢？走了两个来小时，才走了一半。

队伍从山脚一直拉到山腰，零零乱乱。山顶上还有积雪，半山腰尽是乱石和深坑。

路的两侧都有悬崖，人在上面走，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一不小心，就有掉下崖去和掉进坑内的危险。天气冷得很，战士们的脸上却不断地冒汗珠，汗出得越多，嘴里越加焦干，发苦，喉咙里好像起了火，肚子又饿，眼前直冒金花，两条腿好像有几百斤重。

山崖上的冰溜子被太阳晒融了，“崩当，崩当。”不断地往下掉，我们多么想吃点冰溜子啊，可是，冰溜子全在地上摔个稀烂，碎成冰块，而且不是陷在悬崖上，就是滚进了石缝里，就是捡不到手。渴得实在没办法，好多人躺到山崖下，张开嘴，接上几滴融化的雪水。

忽然，一个小冰块掉到王排长的跟前，他喜出望外地拾起它，塞到嘴里，含了一会儿，就吐出来递给他后面的人，后面的人含一含，又递给再后面的人，就这样，三个四个……一直往下传，直到这块小冰块完全融化了为止，润湿了十多个人的喉咙。

越接近山顶，掉队的人越多，一班六个人只有三个走在前边了，跟着前卫班的自动枪班也有两个弹药手掉了队，只剩下三个人。

我和七连指导员跟自动枪班的三个人走在一起。我老是催他们快走，可由于一直没吃饭，就是走不动。

我把自动步枪要过来扛上，反而走得更慢，于是自动枪班班长又把枪扛过去。我们哈着腰，一只手扶着膝盖，一只手攀着草木和岩石，慢慢地向前爬，口里直喘粗气，心脏跳得厉害，上一步，停一停，眼看着山顶，就是走不到。

我费了很大劲，赶上了前卫班，在石缝里弄了一点水，于是稍停了停，每个人都喝了点。七连指导员也赶上来了，他对我说：“部队掉队都掉完了，山顶是制高点，万一让敌人先占了可就不好办。”

我说：“我们应该先上去几个人抢占这个山头，事不宜迟，我们要赶快走。”

可是，哪里走得动，两条腿好像面条，站着都直摇晃，真是寸步难移了，情况紧急。

七连指导员又开腔了：“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了，把这点东西吃了吧。”

他一边说，一边解开自己的米袋子，倒出足有半碗炒麦子，他先抓了一大把给我，然后每个人都给一把，剩下还有一把，给了自己。

自动枪班长不同意一人分一点，他说：“这点麦子，还不够塞牙缝的，分它干什么?你和营长吃了吧。”

指导员说：“别看就这一点，我们吃了它，再喝点水，就有劲了，吃完好尽快上山顶。”果然，我们吃了后，脚就有劲得多了。

不大一会儿工夫，一班的三个战士先登上了山顶。我还没有上去，一班长就跑下来向我报告：在左侧山腰，发现了敌人的骑兵，约有二百人，正在下马准备集合。

我和自动枪班的三个人跟着一班长马上赶到山顶，组织射击，敌人惊惶失措，跃身上马，一溜烟地逃走了。

枪声一响，掉队的都跟上来了，我们控制了制高点。这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看着山下的情况，这时我才感到了刚才的危急：如果我们再晚一点点，让敌人先占了山顶，那别说我们上不来，整个二六八团可都有好瞧的了!

战斗结束后休息时，战士们都在谈论：幸亏那一把麦子充了饥，这就是一把麦子的力量！

谭庆荣（1908-1991），广西东兰县东兰镇人。曾用名谭安才、谭桂标。

大革命时期，少年谭庆荣目睹广大农民陷于水深火热中，斗争精神日益坚定。1927年10月，19岁的谭庆荣加入东兰农民自卫军，在韦拔群的领导下开启了自己的战斗人生。

1929年9月，谭庆荣随农民自卫军攻占武篆、三石、太平镇和东兰县城。同年12月11日参加百色起义，编入红七军第三纵队，任战士、班长。1930年11月，他随红七军主力北上中央苏区，后来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三、四、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他任红五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随军团部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合后不久，谭庆荣所在的红五军第三十七团编入西路军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在敌军马步芳部的追击围剿下，西路军开始了漫长而惨烈的西征之路。

1937年1月，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带两个团进攻高台县，第三十七团奉命坚守临泽县城。高台战斗失利后，时任第三十七团三营营长的谭庆荣奉命率部阻击敌军，掩护全团撤退。在城西外据点，谭庆荣部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待按规定时间撤出战斗时，全营仅剩30人。同年3月，为摆脱敌军追击，总部决定分东西两路行军。谭庆荣率部随部队领导李卓然、李先念沿祁连山西行，前后翻过40多座雪山，趟过40多条冰河，行程1000多里。部队行至西安时，被地方民团200多人和马步芳两个骑兵团追击，谭庆荣奉命率第三营第九连打退追敌，保护全军行进新疆。

1938年1月，经党组织安排，谭庆荣化名谭桂标，与几十名党员到盛世才部工作。3月，谭庆荣任驻和田骑兵三十八团一连少校连长。1943年2月7日，谭庆荣与林基路、李云扬等18人在三角地招待所被盛世才软禁，后送新疆第四监狱关押。1943年9月27日，盛世才下令杀害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10多人，激起狱中共产党员的愤怒，大家先后进行两次绝食斗争。第二次绝食坚持6天后，直到党组织作出保存革命力量的决定，才恢复进食。

1946年4月，国共和谈后，时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张治中宣布释放狱中100多名共产党员。获释后，谭庆荣等人在刘亚哲的护送下，历时3个月，最终冲破胡宗南部设立的重重关卡，于7月10日抵达延安七里铺，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慰问，受到当地1万多名群众的夹道欢迎。至此，经过近10年的长途跋涉、艰苦斗争和忍辱负重，谭庆荣再度回到党的怀抱。

1955年，谭庆荣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红星荣誉勋章。1991年1月30日，谭庆荣在桂林逝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