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右郎君

一，血染河西

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经过三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吃尽了张国焘错误路线带来的苦头。

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我们到达了甘肃南部的会宁境内，即将与中央红军会师了，大家那股高兴劲儿就没法说了。

但是，张国焘不顾抗日大局，假借中央的名义，令红五军、九军、三十军二万余人组成红西路军，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从黄河上游甘肃靖远县西南15公里的虎豹口强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我们顶着寒风吹起的漫天飞沙，踏上了艰苦悲壮的西征之路。

刚开到靖远虎豹口的黄河岸边，一看，黄河水很深，很急，河底下尽是泥沙，徒步涉水根本不能通过。

没有木船，牛皮筏子也搞不到，只有砍树扎木排，这样搞了三天三夜，连眼都没合一下。

河对岸有马匪的两个碉堡守着渡口，两岸地势陡峭，黄河波涛汹涌，很难渡过，其他地方又不能过，只有在这个渡口强渡，但白天强渡是不行的，只有晚上才能强渡。

第一天晚上十二点，我军开始强渡黄河。由于马匪地势居高临下，加上碉堡坚固，装备好，火力很强，打了三、四个钟头，都没把这两个碉堡拿下来。快天亮时，我军只好暂时撤下来。

部队伤亡很大，光我们连一百多人，这次战斗就牺牲、挂彩三、四十人，只剩下四、五十人，打得排不成排，班不成班。

第二天晚上，总部又调来善于夜战的我军“夜老虎团”——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他们一过去，就把碉堡给摸了，其实碉堡的敌人不多，只一个排。

一过黄河，我军要后方没后方，要给养没给养，陷入四面受敌的局面。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四方面军，还没得到休整，没得到补充，就匆忙开进河西进行西征。

战士们要棉衣没棉衣，要子弹没子弹，要枪没枪，连大刀、矛子也在雪山草地搞得差不多了。

当时我是班长，身上也只有一排（五粒）子弹，其他战士有的只有一、二粒子弹，有的战士根本就没有子弹，打一粒少一粒，子弹甚至比性命还珍贵。

主力部队一个连是有两挺轻机枪，但也只有百把发子弹，动都不敢动一下，一旦打光了，关键时候怎么办？

部队战斗力明显下降，但面对数倍于我的马匪，我们的战士还是精神抖擞，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经过反复的进攻，这样左冲右突的战斗，部队伤亡几乎过半了。

我们由于没有后方给养，部队是伤亡一个，就少一个。没有医院，部队还要打仗呀！伤了，没有药，也只能用衣服一扎，把伤口包住堵住血。战士都说：宁死也不能受伤。

马匪非常凶残，只要抓到我伤员，不是砍头就是活埋。我们没有补充的，没吃的，没子弹，伤病员也就没法管。人，一天天的减少，看到这种情况，战士们都感到寒心，士气也就一天天低落。

部队打的又是拉锯战，在高台，临泽的沙河堡，永昌，山丹，倪家营子，梨园口一带攻过来，打过去。

队伍这么拖来拖去，没有子弹，枪还不如一根烧火棍，枪也就撂完了，根本就没战斗力了。

特别是倪家营子一仗，马匪出动几个旅一万多人的骑兵，都是白马队，黑马队，黄马队，花马队，铺天盖地的冲压过来，我们的队伍被这么一冲就乱了，收不拢来了。

不管伤兵能不能走，愿不愿走，不走就完蛋。红西路军到河西几个月，最后终于全部失败了。我们进行了历时半年之久的浴血苦战，在经过了大小百余仗之多的惨烈拼杀后，终因肩负战略任务复杂多变、敌众我寡、天寒地冻、地形不利、弹尽粮绝而兵败河西、血染祁连山。

剩下的，一部分突围到了新疆，一部分进了祁连山的深山老林，戈壁滩，一部分老弱病伤员被俘了，我也不幸被俘了。

河西征战失利后，据说我们西路军将士共有12000多人被俘，除了在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关押以外，押往青海西宁就有7000多人。

二，逃出虎口

被俘后，我想，就只有死这一条路。我们总共有四百多人关在张掖的一座监狱里。刚开始还过堂审问一下。

一天，我被带到审讯室。一个军官模样的人问到：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们里面当官的是谁？说出来有赏。”

我怎么能残害战友？！

我答：“过雪山、草地长征后，连长、营长、团长都是战士，没有当官的。”

他见问不出什么东西，就打我一顿，又把我送回牢房。

在监狱里，我们吃不饱，整天喝的是菜汤，油无油，盐无盐，淡不拉叽的，简直就是白开水，只是水面上漂了几片菜叶，像喂猪似的。偶尔菜汤哩有几点猪皮子，我还开玩笑地说：“嗬，还有猪皮吃，够一辈子了。过草地还只有草根嚼呢！”

就这样，我们在监狱里关了三个多月，后来敌人把我们编了一个集中营，开到了武威。我们住在这个镇的一个庙里，这个庙是个四合院，周围都是他们的人守着，真是十步一岗，五步一哨。

白天我们要被押着，走一个多小时，到一个叫六山里的地方去挖山，据说这是修通往新疆的一条马路，白天挖山干重活，晚上就睡在庙里的地上。

挖山是个重体力活，早上天不亮就出去干活，晚上天黑了才能回到庙里睡觉。干活时，你稍微伸起腰喘口气，敌人就用鞭子抽，还不许说话。

他们怕我们拿起锄头跟他们干，周围山上都是敌人荷枪实弹的哨兵，真是插翅难逃呀。

我们每天干那么重的活，生活比监狱稍强一点，也不过都是掺了很多麦麸子蒸的黑馒头，再搞点什么青菜汤一灌，只能吃个半饱，还不能讲“这黑家伙不好吃”，说了就挨打，而且他们自己不打，强迫我们自己人打。假如其他人都不打，就大家一起挨打。这叫什么日子哟，我决定逃跑，反正是死，在战场上死，也比在这里累死强得多。

我们天晴就挖山，下雨时就在庙里。这样，我就留心周围的环境，挖山时，周围都是哨兵，住在庙里也有哨兵，要跑只有在晚上了。

我经常晚上不睡觉，细心观察敌人哨兵的动静，观察了好几天，基本上摸清了敌哨兵的规律。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天很黑，我想这是个机会。凌晨两点多钟的样子，我起身一看，敌哨兵抱着枪正在打瞌睡，就轻手轻脚地溜到了门口。

当时我想，假如敌人发现，就说是解便，没发现就溜。当我跨过哨兵时，敌哨兵还在打呼噜哩。

我出了门，直扑门前的河边。白天，地形我都看清了，岸上有敌哨兵，不能走，只有从河里走。

岸很陡，不在河里走不行。当时是寒冬天气，河水很凉，冰冷的河水象钢针扎骨。我就从河里摸着，磕磕绊绊走了一会，过了河爬上岸时，不小心碰动一块石头， “卟咚”一声，石头掉进河里。敌哨兵发现了我，就大叫“抓住他！”还乱打一通枪。

我一看情况不对，撒腿就往大山里飞跑。不知跑了多长时间，一直跑到天亮，我才跑到深山里。我实在跑不动了，累倒在大树下，又饿得不行了，就昏昏沉沉靠着大树睡着了。

三，找亲人

这一觉睡得真香，一直睡到十点多钟了，一醒来，那肚子个饿呀，搅得人整个肠子真受不了，站起来眼里金星直冒，又不敢下去，山下到处都还有马家军的匪兵啦。

一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我才慢慢下山，等太阳就要落山，夜色快暗时，找到一个小村子，跑进一个老头子家里去了，我说：

“大爷呀，讨点吃的吧！”

那大爷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我哪有吃的? ”

我看那大爷慈眉善眼的，断定是个好人，就说：“我是红军呀，没得吃的了。”

大爷还是不放心：“没有噢，现在也没到吃饭的时候呀。”

“那，大爷，有没有烂衣服让我换一换吧。”

我身上的烂衣服还是监狱里的号衣，下山后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大爷看见我恳切的样子，拿出一件烂棉裤给我换上。他看我饿得实在不行了，又给我吃了两碗小米饭。

他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又说：

“给你一些小米你怎么吃呢？这样吧，我给你一个药罐子吧。”

说着他给我一个煨药的沙罐， “这个可以，饿了可以煮着吃。”

当时我真不知趣：“我没火。”

“没有火？我给你呀。”

他给了我半盒火柴。当时我不知怎么感谢他才好，他却进了屋把门关上了，其实我知道他怕被马匪发现受牵连。

我离开老大爷家时，竟不知该到哪里去，找部队？部队已失败了，回四川？家里也没有人了，回去也还是讨饭，受地主压迫，我觉得真是举目无亲了。

过雪山草地时，我没有悲伤；河西失败，我没悲伤；即使在敌人监狱里，我也没有悲伤。相反，在我能自由行动时，反而悲伤了。举目无亲，没有亲人的滋味，脱离部队的滋味，比失去亲娘还难受。

忽然，我想到，我们红四方面军五个军，过河西时，只过来三个军，还有两个军在，红一、二方面军也在，只要能活一天，就讨一天饭，就找一天部队。主意一定，心里就松快了，人也精神了，就上路了。

白天，马匪部队经常乱窜，地主保长又到处横行，我不敢走大路，就专拣大山走，晚上就下山要饭，就赶路。每天要的饭和米，就找点柴火一烧，用药罐煮着吃。

甘肃的黄土高原，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山岭，村落稀少，很少见到人，讨饭渐渐困难了。山上满目荒凉，连草根都找不到，简直比过草地还艰难。

出了草地，又在河西打了几个月的仗，在监狱里折磨四个多月，现在又这样折腾，腿都挪不动了。但这时，我已从当地老乡那里打听到西安事变的事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确实很高兴，总算知道我们部队的确实的消息了，所以更是信心百倍。

虽然药罐几天没东西煮了，我还是扎好烂棉袄，柱着一根棍子，把谷草扎成一排，披在身上，累了谷草还可铺在地上睡一睡，实在冷，就找点柴，烧一烧。就这样走一走，歇一歇，我一天也要走几十里，我心里想，只要能找到红军大部队，再大的苦，我也吃得了。

我就这样要了三、四个月的饭，慢慢走到了黄河边。我见敌人把守着渡口，盘查很严，不敢过。

怎么办？左思右想，只有上山再想办法。一天，碰到一个老乡，我便问道：

“老乡，你知不知道哪里能过河？'”

老乡说：“没船，不能过，我们都是在渡口上过的。”他指了指敌人把守的渡口。

不能过黄河，就到不了西安，我在渡口山边的周围的村庄里要了十几天饭。一天又碰到那个老乡，他问：

“你怎么又回来了? ”

“我过不去呀。”

后来，旁边一个老头子见我可怜，就把我带到他看瓜的窝棚里，对我说：

“你白天去要饭，晚上就到我的窝棚来睡。”

他问我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四川人，遭了灾，出来要口饭吃。他也信了。

我这样每天出去要饭，探听消息，晚上和这个好老头做伴。

搞了几天，老头子可能看出我不象一个要饭的，我见他十分善良，就把我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我说我要到西安去找部队。他非常同情我，拍着我的肩膀说：

“我帮你想办法。”

等了几天，他把我带到河边，看见一个驾船的就喊：“伙计，一个要饭的遭了灾，你帮帮忙带过去吧。”

那驾船的看看我，面有难色。

老头子拍着他的肩膀，塞给他几个钱：“帮帮忙。”

驾船的看看手里的钱，点了点头。

当时我感动得眼泪在眼框里直转，这些钱，是老头子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啊！

四，西安寻找党组织

一过黄河，我就不害怕了，在河西那边是甘肃马匪的地方，话也听不懂。到了陕西这边，话好懂的多了，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大路了。饿了就讨饭吃，这样又讨了一百多里才到西安。

虽然到了西安，但还是国民党的地盘啊，又不敢乱问，晚上我就在西安火车站票房或候车室里睡。那里没人管。西安的晚上真冷，我就捂着烂衣服靠着墙脚睡。

西安这么老大，到那里去找？白天就边讨饭，边慢慢地打听。

一天，我问一个火车站的扳道工：

“你知不知道八路军办事处呀? ”

他说：“只有一个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就是红军。”我说。

他“哦”了一声：“你就在附近找，办事处的人也经常来买票。”

这样，我在西安讨了十几天的饭，才找到一个象机关样子的大门，门口站着一个穿着老百姓衣服的人，我问：

“老乡，原来的红军办事处在什么地方？”

他把我浑身上下打量，说：“你一个要饭的，问这些干什么?',

我说：“你管我要饭不要饭，我问一问不行？你知道就告诉我。”

他想一想：“哦，你怎么要饭要到这里来了？”

我看他话里有话，就说：“我哪里是要饭的哟，我是四川逃荒来的。”

他说：“那我不管。”

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一点名堂，就赶紧说：“同志，我是河西过来找组织的。”

他一听：“啊，你等等，你是哪个部队? ”我就把部队番号告诉了他。

他把我叫到传达室里，就进去了。不一会儿，他拿来两套衣服说：

“先理理发，洗洗澡。”

我说：“我什么钱也没有哇！到哪里去洗澡? ”

他笑了笑说：“我领你去，不要钱。”

洗完澡，我穿上一套单衣，丢掉穿了半年乡的烂棉衣，还有那跟我一起到西安的药罐和讨饭棍，真正象个人了。

这样，经过半年多时间，几千里行程，我终于讨饭找到了部队，找到了亲人，找到了家。

王勇同志，四川省渠县人，1919年生，1933年10月参加红军。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1938年6月入党。曾任战士、排长、连长、管理科长。1950年在汉口办事处、中南二公司、华钢公司、武铜大型厂等先后任材料员、副科长、支部书记、厂监委副书记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