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志学

头脑简单能力差 警察局长靠耍滑

戴笠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后，戴笠就派特务在西安组建了“特务处”西北区和陕西站，由马志超任站长，表面职务则是陕西省会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是个头脑简单的粗人，他担心对付不了张学良、杨虎城，成天向戴笠诉苦。戴笠鼓励他说：“警察局长最容易干，只要会坐汽车、会吃大餐，就干得来。”其意是只要用好手下内外两个下属督察长和侦缉队长，自己就可以轻松过日子了。戴笠还说：“杨虎城智慧很差，野心却很大，最靠不住，你要特别留意。”马志超到西安后，除逮捕了几个共产党人外，对杨虎城的监视工作却因杨的秘书宋绮云的严密防范而毫无进展。马志超曾经数次向特务处报告：“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绰号杨九娃，土匪出身，不大识字，机智过人。他思想左倾，关系复杂，在政治上八面玲珑，各方面都拉，来者不拒。他身边什么人都有，刘湘、龙云、韩复榘都有代表在西安和他联络。他包庇利用大批共产党左倾人物，对他的影响很大”。“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徐州人，共产党员，为杨虎城亲信”等等。戴笠得到报告后，立即指令西北区和陕西站加强对宋绮云等杨虎城身边人员的监视，弄清其活动，伺机加以控制。

需要提及的是，中共早期党员宣侠父通过其黄埔同学、特务处西安负责人马志超的关系介绍马汉三进入特务处，后来马汉三担任了特务处察、绥站站长（抗战期间曾任军统兰州站站长）。宣侠父通过马汉三的地下特务组织，把不少有价值的军政情报汇报给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为争取联合抗日和红军北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戴笠、戴春榜（后排左三、左四）及家人、友人合影

戴笠的弟弟戴春榜（字云林），是一个不学无术的赌棍，当过学徒、店员，曾在老家浙江江山的一个公共澡堂当差，一直到他的哥哥成为特务头子为止。1936年，戴笠把戴云林带到西安，介绍给警察局长马志超，马任命他为当地的税务局局长。那时，戴云林除了吃拿卡要搜刮“油水”以外，还经常“征用”济良所的标致女子当他的丫头，供他玩弄。“西安事变”之后，戴云林离开陕西到了甘肃，在马志超等人运作下当了三个月的景泰县县长，后来被当地的农民赶下了台，之后一直在马志超任警察局长的兰州警察局当差。

镇压民运犯众怒 军统机关被瘫痪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消息传到西安，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通过“西救”和“东救”（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和东北民众救亡会）发动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七八千人，于11月7日在西安革命公园，冲破省会警察局长马志超、省教育厅厅长周学昌、陕西省“肃反”专员彭振寰带领的宪兵、警察、特务的阻挠、破坏，与各界群众一起隆重举行鲁迅先生追悼大会。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杜重远先生应邀介绍了鲁迅先生的生平和革命精神，使与会群众深受感动。大会刚开始不久，马志超带领武装警察和宪兵冲进会场，企图阻止大会的召开，与会群众群情激愤，大声斥责马志超之流的卑劣行径，要求他们滚出会场。马志超看到破坏无果，只好带着警察宪兵灰溜溜地走了。1936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学生联合会和东北民众救亡会、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发动西安学生及市民1万多人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爱国民众举行游行示威，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警察局长马志超极力反对，率领警察宪兵着力阻挠镇压。会后游行队伍到“西北剿共总司令部”、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请愿，东望小学一名学生在中山大街被警察开枪射伤。游行大队群情激愤，冲出中山门向临潼进发。蒋介石下令“格杀勿论”。张学良亲自赶到十里铺，挥泪劝阻学生避免流血牺牲，并保证一周内用事实给学生以满意答复。

马志超一身兼二职，到任后却是军统陕西站和省会警察局两面工作都不肯放松，为了工作方便起见，决定把陕西省站的内勤机构包括电台一起全搬到西安警察局内合署办公。这一决定，遭到副站长岳烛远的强烈反对。因为按照特务处的工作原则，公开和秘密工作单位必须绝对分开，陕西省站是秘密领导机关，严格禁止在公开的特务机关内办公。但马志超坚持要“合”，认为：“一切都操在我们手中，用不着顾虑这、顾虑那，工作方便就行了”。岳烛远是副站长，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得依从。结果西安事变初起，十七路军城防司令孔从洲率部首先包围了西安警察局，陕西省站的秘密电台被抄走，导致军统陕西站彻底瘫痪。马志超和岳烛远因不在警察局机关居住，得到消息后，连夜化装潜逃出城，逃脱了被活捉的厄运。事变后，戴笠弄清情况，宣布给马志超处罚，岳烛远给予奖励。

马志超脚底抹油 戴老板亡羊补牢

郭景唐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做了周密部署，东北军也没有走漏风声，因此马志超毫无察觉。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卫队一营以及二营在总指挥刘多荃的指挥下迅速前往华清池，成功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软禁了蒋介石，西安事变正式爆发。杨虎城所属孔从洲指挥警备旅解除了驻守西安的蒋系部队的武装，一网打尽西安城内所有南京国民党的军、政、宪、警、特人员，扣押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军政大员及其家属共计五十六人，把西安警察局和军统陕西站一锅端，之后全城搜索，将马志超的照片放大，挂到城门楼上，全城缉拿。马志超听到警察局那边传来枪声，知道事情不好，在革命公园附近立刻掏出身上所有的钱，把黄包车和车夫的衣服买了下来化装成黄包车夫准备逃出西安。马志超之后在逃亡的路上，几次遇到西北军沿街搜查，都是靠黄包车夫的打扮蒙混过关。马志超发现城里一片混乱，想坐黄包车的人太多，害怕自己业务不熟练可能会露馅，又赶紧扎破了车胎不拉客人空车满街跑，打算在朋友家躲藏几天，然而西北军挨家挨户搜查，所以最后只好化装成鸡贩子，冒险逃出了西安。马志超出城之后，一口气跑了二百多里，到了当年与自己一起投考黄埔军校、后任第42师（师长冯钦哉）少将副师长郭景唐部才停下脚步缓了一口气。西安事变中西安警察局、军统特务站，包括电台整个被端，站长马志超与副站长岳烛远又临阵而逃，戴笠那边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也是不完整的。

1936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主席团向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总指挥徐向前、主席陈昌浩通报西安起义情况的电报中说：

（一）西安抗日起义详情如下：十二日六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蒋孝先、邵元冲阵亡，钱大钧受伤，马志超及城防之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全部缴枪，除蒋死卫士二十多人外，西安城内冲突小小，可谓完全胜利。已宣告政治主张及十大纲领。（二）向全军宣布加紧准备，待命行动。
实际上，西安事变时，马志超听到枪声后，在革命公园附近买下一个黄包车夫的车子和衣服，装扮成黄包车夫，拉着空车到莲湖公园，被一熟人隐藏起来。之后，又装扮成卖鸡笼人混出西安，投奔驻扎在朝邑的冯钦哉部副师长、黄埔校友郭景唐。

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戴笠手迹

1936年12月12日当天，正在广州处理缉私问题的戴笠收到了来自特务处西安站站长江雄风的急电，报告发生了紧急情况。戴笠闻之深感事大，立即飞回南京应对。虽然身为著名的特务头子，但戴笠也没遇到过“领袖被抓”这样的突发事件。他略作思考，立即去求见了南京政府负责军事指挥的何应钦和忠于蒋介石的秘密团体“复兴社”的将领，而后，又心生一计，与蒋介石的亲属宋子文和宋美龄等人取得了联系，但他们的态度意见各不相同，戴笠只好又回到特务总部。戴笠得知陕西站站长马志超已保命逃跑，特务组织全部瓦解，于是立即采取措施补救，派人携带秘密电台去潼关，准备利用邮车掩护进入西安，搜集情报，营救蒋介石并对东北军进行策反。1937年1月31日，戴笠在给王道成转马志超的电报中表达了铲除杨虎城的意图：“陜西和平谅可告成，惟杨虎城阴险，必须徐图设法引诱铲除，若徒以权利，随便拉人合作，势必事未进行而机密先泄，希兄再三考虑，如何盼复。”

“原陕西省会公安局长马志超1935年加入军统并经戴笠推荐回陕担任陕西省会公安局长，为军统在陕特务头目，事变中听到枪声先装扮成黄包车夫藏匿一熟人处，后又装扮成卖鸡笼人混出西安。事变后马志超公安局长职务自然被免，由赵寿山接任。”在档案《陕西省会公安局致西京筹备委员会公函》中，可以清楚明白地看到“陕西省会公安局局长马志超免职，遗缺以赵寿山补充。”赵寿山上任后，“布告安民，清查户口”，镇压蒋特活动，并将一些乘事变混乱之际抢劫物资、伪造“法币”的刑事犯罪分子逮捕处决，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

西安事变连环画

西安事变后追究责任，首先是军统陕西站，首当其冲的是马志超。马志超不但事先没有得到西安事变的任何消息，且由于违反特务工作的保密原则，导致在意外发生时，站部和电台被别人连锅端掉。这还不算，面临危险，不是设法潜伏，继续工作，而是第一时间悄悄溜走，置工作与“同志”的安危于不顾，可恶至极！因此，马志超的问题非常严重，如果对他执行特务处“最严重之处分“，并不为过。但是，在戴笠眼里如何处理马志超，有一层重大滞窒，马志超是胡宗南的关系，又是黄埔军校一期学长，和蒋介石关系也不一般，还是自己的患难朋友，所以对马志超处分这件事，让戴笠感觉非常棘手。考虑再三，戴笠只能学老蒋的处事做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于是，戴笠把马志超晒了一段时间，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又将马志超派到兰州，去当军统甘肃站站长和省会兰州警察局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