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志学

从靖远到兰州积极准备再举义旗

靖远县打拉池古城旧貌

5月6日当晚，石子健带着谢子长、焦维炽出了小店后，看到南山方向有火光，以为部队在那里，发现走错方向后，又向打拉池方向追去，但始终没有找到起义部队，三人只好转道兰州。谢子长来到兰州后，很快就与先期到达兰州的共产党员杜润芝、邬逸民、吴景鳌接上关系。被扣押的张东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王子元才以张东皎马上离开靖远县为条件将其释放，王儒林在没有暴露身份的旅参谋主任孙作宾的营救下也被释放。二人即赶往兰州，与谢子长、焦维炽等会合，共同策划在靖远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

常黎夫

杜斌丞

谢子长秘密到兰州后，在城南闵家桥的一个水烟坊里隐蔽下来，进行秘密活动。谢子长去见榆林中学读书时的老师杜斌丞（时任国民党甘肃宣蔚使署秘书长），介绍了共产党在西北闹革命的形势，希望能得到支持和帮助。通讨杜斌丞秘书、共产党员常黎夫的约请，谢子长与杜斌丞在兰州小西湖见面。杜斌丞送给谢子长1支手枪，同时介绍谢子长与担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邓宝珊在五泉山见面。邓为共产党人反蒋抗日的民族大义所感动，当即给谢子长两支手枪和200发子弹。随后，邓宝珊又秘密让其特务营长杜汉三将两挺手提机枪、两支盒子枪、三支步枪和500发子弹，通过常黎夫交给谢子长。

1932年5月邓宝珊、杜斌丞等在兰州五泉山合影，商定拨付枪支给谢子长。

杜汉三

这时，王子元派时任警备第三旅连长的杜斌丞儿子杜鸿范从靖远到兰州接收一批枪支和军用服装。杜鸿范深受其父影响，倾向革命。谢子长、焦维炽与杜鸿范在兰州秘密见面，提出建立游击队需要枪支，请他们帮忙。杜鸿范随即慷慨答应:“我这次不回靖远了，把枪拿上打游击去。”即将领到的50多支步枪、2万发子弹、1500套军装及印信等全部交给了谢子长。在兰州期间，谢子长还通过邓宝珊、杜斌丞等人的关系，筹集了1000多白洋为经费，又购买了16支步枪、2挺机枪、4支盒子枪、1支手枪和8000余发子弹。由杜鸿范以合法身份出面，装箱后贴上其它商标再装进麻袋，于5月25日夜在兰州广武门外雇了几个羊皮筏子，从黄河水路顺流而下运出兰州。

从兰州到靖远红旗插上水泉堡

5月25日夜，谢子长带领张东皎、王儒林、石子健、杜润芝、姜耀、吴景鳌、王世昌、常焕章、邬逸民等五六十名同志，连同杜鸿范带的士兵共100多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羊皮筏子通过黄河水路于5月26日到达皋兰河口后，为防止发生意外改走旱路，随后翻山越岭赶往靖远刘川境内的来家窑。在兰州截取的枪支弹药和服装，经过水路和旱路渡过黄河，最终到达位于靖远城东北90余里的水泉堡。大家受到鼓舞，也为第二次靖远起义奠定了基础。

杜润滋画像

谢子长、焦维炽等在水泉堡开会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派人秘密到靖远王子元部队联系地下党员和倾向党的士兵策动哗变，而后在靖远、海原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召集所属部下近百人，由杜润滋、王儒林讲话作政治动员宣布起义。5月30日，起义部队在谢子长的带领下，在靖远水泉堡，将一面印有镰刀斧头微号的游击队旗插上堡子山顶。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姜耀任大队长，杜润滋任参谋长，邬逸名任秘书长。大队下辖三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杜鸿范，第二支队司令张东皎，第三支队司令王儒林，游击队发展到200多人，有近百支长枪和若干支短枪。

孙蔚如

在兰州的甘肃宣慰使孙蔚如得知陕甘游击队在靖远水泉堡成立的消息后，给驻扎靖远的警备三旅旅长王子元打电话询问情况，严加训斥。王子元随即派第三团骑兵营和汪新民的二营一部，前往水泉堡镇压围剿起义部队。在靖远的地下交通员李发荣及时派人向游击队报告了这一情况，谢子长立即召集部队进行作战动员和应敌部署。王儒林带领第三支队上至小山，控制最高点，以防止敌人偷袭。杜鸿范、张东皎带领第一、第二支队占领前沿大山水，准备正面迎击敌人。姜耀、杜润滋率部坚守堡子，保证游击队指挥部的安全。

水泉小堡子兵变战场遗址

1932年6日2日，孙蔚如派周维邦、梁占胜所部分两路对游击队实施包围、向大山水阵地发起强攻。新组建成立的陕甘游击队利用有利地形予以还击，将围剿之敌打退。周维邦被游击队员吕成义击毙，梁占胜也受了伤。激烈的战斗中，为采取政治攻势和平收编敌军，张东皎从战壕里走出来向旧部张丙辰劝降，不幸被敌人冷枪击中滚下山坡、为敌所擒。梁占胜劝说张东蛟写信让游击队归降，张东皎严辞拒绝，被残忍杀害。由于杜鸿范在战斗中负伤，谢子长考虑到游击队面临的现状，决定游击队撤离水泉地区，向海原进发，准备发动驻海原的沈毅民步兵营和靖远城内汪新民的骑兵营起义。当夜，游击队经裴家堡、雪山寺，到达白茨林。在白茨林休整一天后，游击队抵达海原的园子河，谢子长给沈毅民写信让他作内应，拟攻占海原县城，但由于沈被王子元扣押后已经变节，回信欺骗游击队开往宋家河畔，在那里等待会合。与此同时，汪新民也反水翻了脸，原定计划全部落空，游击队在宋家河畔重新进行整编。

张东皎使用过的手枪

水泉堡战斗后，谢子长接到中共陕西省委通知，要他回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而离开部队。

水泉小堡子烈士纪念碑

因谢子长奉命返回陕西，杜鸿范到平凉疗伤，邬逸民、吴景鳌前往兰州，陕甘游击队骨干力量有所减弱。为统一领导，便将原第一、第二支队合并到第三支队，由王儒林任司令，杜润滋任政委兼参谋长。为扩大影响，游击队由会宁、靖远交界地区西上，经宋家河畔、西塬、平滩堡，渡黄河绕道北山到达糜滩。这时，孙蔚如已将王子元部调往海原驻扎，派王云山的特务营到靖远接防。当时担任警备三旅参谋主任的共产党员孙作宾仍然留在靖远，在得知游击队回到糜滩后，立即与王儒林秘密见面，互通情况。随后，游击队再次回到水泉堡，一边发动群众开展宣传活动，一边找铁匠打制大刀、长矛等武器。

邬逸民

陕甘游击队在靖远周边转战两个多月，行程一千多公里，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前来投奔参加革命。原军阀雷中田的部下石兴璞、张没手带队投奔游击队；糜滩的杨培成联络二十多名青壮年携带二十多支步枪参加了游击队；新堡子的杨汝霖、石门川的高步功分别率领十多人带枪参加游击队，使游击队很快发展到四五百人。为适应新的发展，王儒林等将游击队改编为第三、第四两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三个大队。游击队在水泉地区的活动，引起王云山的注意，预谋通过和平解决的办法收编游击队，以便给自己的上司一个交待。王云山随即派孙作宾去收编游击队。孙作宾利用这个机会，将王云山计划以收编为名将游击队消灭的预谋，以及在靖远驻防的兵力准备等情况秘密告诉王儒林。游击队开会商量后，决定单独行动，不接受改编，并派出张宝卿为代表赴靖远县城和王云山谈判，提出如果给游击队粮饷和装备，允许游击队不进城单独活动，则接收改编。王云山没有答应游击队的收编条件，即将张宝卿扣押，同时带领所有人马出城，开往水泉地区企图武力镇压起义部队。在得知王云山即将攻打水泉堡的情报后，联络人员派黄河渡口的水手詹学信连夜赶往水泉堡，将消息告知游击队，游击队立即作了防御部署。王云山以一个连的兵力趁着夜色从墩墩桥猛扑过来，向游击队发起进攻，被游击队打退。傍晚时分，敌人包围了水泉堡，潜伏在堡墙下，伺机爬上堡墙。为了节省子弹，游击队员用事先准备好的石块打击敌人。面对被包围的紧急情况，游击队决定集中火力摧毁敌人的机枪阵地，趁黑夜进行突围。正当准备行动时，天气突然变化，瞬间雷电交加，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山洪暴发，于是游击队立即改变计划，趁着暴雨停歇的机会，撤出水泉堡，向北山转移，甩开了敌人。

游击队在靖远北山地区行军途中，与宁夏敌军骑兵105旅冶成章部不期而遇，被迫仓促迎战。这场遭遇战打得异常激烈，游击队大队长郭映珠、参谋王贵仁不幸牺牲，游击队遭受重创。孙作宾、杜润滋等人商议后认为，保存力量，决定将游击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活动，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同时派郝新亚到石门川，将游击队在北山失败的消息及化整为零的决定转告王儒林，并以党组织的名义要求王儒林北赴宁夏、利用朋友关系潜伏下来，联络同志并和兰州党组织取得联系。

靖远起义活动路线图

谢子长等共产党人组织领导的靖远武装起义（史称“靖远兵暴”）是1932年两当起义后甘肃乃至西北地区时间最长、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次兵暴，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创建西北红军进行的艰苦探索，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起到了唤起民众、扩大中国共产党影响的积极作用，为刘志丹、谢子长后来在陕甘宁、陕北领导武装斗争、成功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以后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