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志学

仓促行动的第一次靖远起义

谢子长

焦维炽烈士

1932年4月16日，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焦唯炽到靖远开展兵运工作组织发动兵暴。谢、焦二人当天晚上即从西安出发，于4月28日到达靖远，与部队内部的团党委取得联系，王儒林安排谢子长和焦唯炽住在党的地下交通员李发荣家中。谢子长找到共产党员、警三旅副旅长张东皎，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儒林等，听取了工作汇报。谢子长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决定在王子元的警备第三旅组织武装起义，由焦维炽在士兵中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经过多次讨论，谢子长等决定选择在靖远王子元所部发动武装起义，然后带领起义部队东进和陕甘游击队会合。在会上，谢子长向张东皎等同志强调这次武装起义的重要性时指出：这次武装起义，不仅能在甘肃造成政治和军事上的重大影响，也是配合红军陕甘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建立根据地的一个有力步骤。经研究决定，谢子长、焦维炽等准备利用星期四开会，或者星期六教导队举行毕业典礼时，派人将王子元当场逮捕，逼其下令收缴特务营枪械；同时，组织所有力量迅速解决第三营。对此，有人提出：王子元的力量还太强。谢子长和焦维炽遂决定重新研究行动计划，但实施“兵变的总原则是不能有丝毫变更的”。不久，新的计划出台，决定趁旅长王子元和新任参谋长姚绍芳举行军事会议时，由吕振华率二营包围司令部，拘捕所有反动军官，强迫王子元下令收缴特务营枪械，迅速打出红旗，东进与陕甘游击队汇合。

张东皎

王儒林

谢子长因与王子元是同学加“把兄弟”的特殊关系，不便公开在旅部活动，隐蔽起来研究一些具体问题，公开的活动由焦唯炽出面进行。经过团党委两次会议研究最终决定，先以士兵请愿的形式与王子元进行面对面的斗争。1932年5月3日，警备第三旅各团、营、连派代表要求发服装和补发菜金，并提出限期答复的要求。王子元鉴于以往因发生同类事情未得及时处理而造成400多人哗变的教训，当天便向每人发了三分钱的菜金，第二天又给每人发了一套单军装。这次面对面的斗争取得成功，增强了党员干部的信心，也鼓舞了士兵的革命斗志。随后，谢子长又秘密召集了三次团党委会议，并拟定了起义的行动计划，准备利用王子元和新任参谋长姚绍芳举行会议的时机，由二营营长吕振华带领士兵包围王子元的公馆并收缴枪支，拘捕反动军官，强迫王子元下令收缴特务营的枪，宣布全旅起义，或者在王子元参加教导队举行的毕业典礼时采取突然行动，但具体时间没有确定。

张秀山

在谢子长组织共产党员秘密谋划武装暴动的同时，警备三旅旅长王子元和参谋长姚绍芳针对士兵请愿发现了所部官兵的不稳定苗头，秘密制定了应对哗变的措施。5月5日，王子元得到情报说谢子长已经秘密来到靖远，便于当晚午夜扣押了张东皎、王儒林，并收缴了王儒林所在营和石子健所部执法队的枪。由于发现王子元有所警觉，5月6日清晨，谢子长、焦维炽迅速决定天黑后起义，行动路线是起义部队先开到靖远县东湾子，收缴那里一个连的枪后，再向海原方向前进；谢子长、焦维炽在靖远东门外一个小旅店里等候起义队伍。1932年5月6日晚，谢子长、焦维炽领导的第一次靖远武装起义爆发。当夜，在警备三旅的张秀山把一连集合起来，宣布起义。当他带着队伍赶到靖远县城东门时，发现在此驻扎的曹炳奎的五连已先走了。张秀山立即带着队伍到东门外小旅店里去找谢子长和焦维炽，到屋里一看一个人也没有，以为他们跟着五连一起走了，便带领部队追了过去，追上五连才发现，谢、焦并不在起义部队里。天亮后，起义部队到了打拉池，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同时宣布谢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因谢、焦二人不在部队，总指挥暂由吕振华代理。吕振华、张秀山随即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二营编为一个大队，曹炳奎任大队长；一营一连编为一个大队，张秀山任大队长；五连改为一个大队，曹炳奎任大队长；教导队为指挥部的直属队。一支新的红军队伍就这样在靖远打拉池诞生了。部队整编后，吕振华下达命令，向海原进发。

靖远起义中游击队使用过的铜军号

中午时分，部队到达郎山。这个时候，王子元派周维邦、王治邦带领两个骑兵营的人马追上了起义部队，对方依据骑兵优势，将部分起义队伍包围。为避免全军覆没，吕振华带领大部分人员急速向屈吴山撤退，张秀山、曹炳奎率领少数人阻击追兵。在打退追兵后，亦撤入屈吴山深处。为甩开追兵，随后将游击队分为两路，由吕振华、苏醒民分别带领，一边打游击，一边向陕甘边区进发。起义部队在定西周边被王子元派出的追兵打散，张秀山等人因未能跟上起义部队，在山沟的一个小村庄里被跟踪追来的骑兵俘虏。由于行动仓促，第一次靖远起义失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