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志学

六、通过了最后的障碍

六盘山上的西兰公路

过定西前面还有一道丘陵地带，称为车道岭，自然环境既劣，同时又是山大王（即土匪）的出没之所。这段路的艰难爬，与祁家大山、华家岭鼎足而三，六盘山是例外，那是石山，不是土岭。为了避险，一串车子结队行，其中有一部客车，便是才在前面遇了抢劫过。土匪只要现钱，不要行礼衣物，所以损失了还不太大。某部的补充兵，一车车的和我们的车子交错通过，把一路的黄土都扬起来，使每个骑铁骆驼的人，都变为黄土塑像。三个钟头下了岭，是盛产甘草的甘草店，此地野生甘草颇多，当地有的专掘甘草用来交易粮食。过甘草店，离兰州还有120里，这一条路又是起起伏伏地穿过了多少涧峡和河床。我们这次不再为我们的铁骆驼担心，因为这匹铁骆驼是新的福特正当年青，而驾驶人也还仔细。最后一重一岭过了，看见黄河，人人欢呼。东关铺一带沿河可以看到砂田，为避免蒸发，地面铺着石子。上面长着小棉花，一群妇女正跪在田里拾棉花，更向前是枯萎了的烟叶区，是兰州的特产。5日出发，14日上午到达兰州，10天里没有得到一点时事消息，精神苦恼不可言状，到此才算释放。对于公路，还是那句话，我们只有爱护一途，我们不要消极的批评，而要设法促起他们向积极建设途上去。

徐盈《战地通信》，原载于1937 年11月28日《大公报·汉口》

抗战期间的甘肃兰州

大西北的国际孔道

徐盈在战时通讯集《抗战中的西北》（生活书店1938年版）一书中，用专章描述了抗战初期苏联援华人员在兰州的情形。1937年11月7日，当时的甘肃省政府专门举办庆祝十月革命20周年的盛大宴会，为此还动用欧亚航空公司班机从西安空运200瓶啤酒，充分体现了兰州人招待盟友的诚意与热情。“冷风吹着通红的鼻子，玻璃杯顶浮起洁白的泡沫，五百只手抬高起来……在革命的怀抱里成长的这五百名战士的眸子里放射出一种感激的光芒。”关于首批抵兰援华的苏联人，从服饰上就可以分辨出他们的身份与任务，徐盈写道：“来到兰州的俄国人，都是康健、年青、热情，二十岁左右的人。礼服整齐的是代表。皮大衣、鸭舌帽，满身的青色只露出一张血色面孔的是飞机师。臃肿的草灰色棉衣裤、皮帽子、厚而长的护膝毛靴的是汽车机师（交通兵）。”截至1937年11月，抵兰苏联飞行员增至百余名，并着手培训中方人员；其住宿在今通渭路上的励志社，每日乘通勤卡车往返。在徐盈笔下，当年的苏联援华飞机及兰州军用机场是这样的：“俄国机子是有俄国的特色，机作棕黄色，三个推进器或五个推进器的都有，沿着兰州南山根下的平地，成行地放满了这种奇怪的东西，秃山上没有一株树，棕黄的土地上陈列着棕黄的飞鹰，一点也不感觉到刺目。有的机子没有配置枪械弹药，在候着，配置完毕立刻开到前方去。”徐盈在他的另一本战时通讯集《西北旅行记》一书中写道：“兰州街市最可注意的风景是，无论何时都看到有西瓜在出售。穿着皮毛吃西瓜一点都不是假话。兰州城里特有的一点现象，便是护送车辆来的俄国人很多，中国人对他们很好。这里，已可看到中苏是在密切地握着手。”运输援华物资的苏军官兵的日常工作与生活状况也是徐盈采访报道的重点。他从各种渠道获知，由于甘新公路沿线条件艰苦，苏军官兵往往以锅盔代替面包作为主食，肉类食品也供应不足，但他们“做事勇敢、热诚和有责任心，没有汽油了，只好停车；如果汽油到时，不论三更半夜，刮风吹雪，立刻便添上油起程赶路。”苏联车队驶进兰州城后，“首先看到的是大路转角处的俄文指路牌，那里指出他们的膳宿所在地。”当年兰州人接待援华苏军官兵可谓倾其所有，努力尽到东道主的责任：“招待处动员了本地所有的西餐厨司，供给他们每日三餐。”伙食标准是每餐一汤三菜，菜品丰盛，主食为面包，咖啡敞开供应。

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兰州是封闭而宁静的。苏联援华人员的出现，给这座古城的市井间带来了些许活力。徐盈如是描写道：“中午和傍晚，俄国人从各个人的工作场所回到街上来，挤满了街。兰州市上恐怕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异国人。那么狭小的街道上，本来是没有计划到有供给这样大批人马的来往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问题就是省政府聘请的俄语翻译严重不足，以致后来兰州地面上凡是能写能说一点俄语的人——其中包括记者下榻旅社的老板——均被拉来应急。在徐盈笔下，大量苏联人的涌入，同时还给兰州的风气改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1937年冬季的兰州城乡四郊，许多人出于各种因素仍然留着长辫，官方民间皆习以为常；但因为苏联人的到来，考虑到所谓国际影响，“也曾刺激得当局要改变一下市民的‘落后仪容’”。于是，徐盈就目睹了一幕幕这样的场景：“在出入频繁的东门里，小队兵士在作剪发辫的工作，不多时便剪了一小堆。我们更有多少陋习，若能因了外人的刺激而知痛改也算是一大幸了！”随着金城百姓与苏联援华人员日渐熟稔，街头碰面彼此多以笑致意。徐盈对此有着生动还原：“兰州市上，到现在围观俄国人的时代是已经过了，现在存在着的只是小孩还会追着俄国人们笑，俄国人莫名其妙地也在笑，笑来笑去，引得旁观者也参加为之大笑。笑，也许是亲善的一种表示吧。希望两个民族永远在笑颜中。”

抗战后的使命责任

日本投降后，1946年徐盈返回北平。他从别人不在意的杂乱报纸中收集日方的经济资料，经过整理后写出了《北方工业》的一组通讯，文中深刻地分析了日本在华北的经济问题，同时揭示华北的资源和工业潜力将成为中国产业革命的重心。1947年至1948年，他连续发表了《一个黄金时代的错过》、《水泥没有出路》、《手工业玉碎记》、《在两大化工集团之间》、《一个重工业建设的梦---记孙越崎九出山海关》等综述性通讯。1948年他写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最后一篇通讯《哪里是工程师的用武之地》，从经济的角度上分析了国民党蒋家王朝的统治已经面临崩溃瓦解的原因。

《共和国前夜-一代名记者徐盈战地文选》

徐盈作为一名老新闻记者，他养成了多年来写采访手记兼日记的习惯。这些珍贵记录，今日便成为研究当时有关情况的珍贵资料。为纪念北京和平解放，由北京文史资料刊登的《北平围城两月记》，就是从其中发掘披露的。发表后受到很多方面好评。《共和国前夜：一代名记者徐盈战地文选》书中所选的他有关通讯、特写、社评及日记等各类文体共约100篇文章。

徐盈的名片

解放战争时期，徐盈跟随由美国特使马歇尔、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飞越九省视察各地的停战情况。他着重报道了这一重大活动，写了《从张家口说起》、《延安的春天》、《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等通讯，报道了军调部三人小组访问延安等地会见国共双方领导人的情况。在这些文章中，他比较巧妙间接地介绍了解放区的风貌和共产党的政绩，宣传了我党我军争取民主统一的决心，也同时揭露了国民党反共的伪善面目。他的《从张家口说起》这篇通讯长达一万多字，在其中的《张家口人物速写》部分里专门介绍了聂荣臻、贺龙、萧克、成仿吾、丁玲等10位解放区的著名人物。这10篇通讯后来结集成册，由文萃出版社编成《烽火十城》出版。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人民解放军开始大反攻。在这一形势下，徐盈也写了很多综述性的通讯报道。

20世纪80年代，徐盈担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出版了四期《工商经济丛刊》，为后代留下大量有价值的近现代中国工商经济史料。1996年12月11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徐盈因病在北京逝世。

徐盈彭子冈全家福

《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文人论政”的典范，无数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为争取国家独立而献身的知识分子，曾通过《大公报》写下他们的生命史。著名记者徐盈、彭子冈夫妇就是其中杰出的两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