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志学

徐盈（1912——1996）山东德州人

徐盈（1912-1996），原名绪桓，山东德州人，著名新闻记者。193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1936年经王芸生介绍进入《大公报》社当练习生，先后任上海《大公报》记者、重庆《大公报》采访部主任。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徐盈采写了《朱德将军在前线》《战地总动员》《访八路军五台山总部》《两度过太原》《记胡适之》等大量新闻报道，并著有抗战、经济及民族资产阶级研究方面的著作。如：《抗战中的西北》《烽火十城》《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北方工业》《北平围城二月记》及小说《苹果山》《前后方》《战时边疆的故事》《福地》《黑货》《七月流火》等大量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徐盈历任天津《进步日报》副社长、社长，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一届全国政协青联候补代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

志同道合的夫妻搭档

彭子冈

徐盈的妻子彭子冈，苏州人。出生于1914年，比徐盈小两岁，原名彭雪珍，从十二三岁即开始写作，向《中学生》杂志投稿，为叶圣陶所赏识。彭子冈在淞江二中读初三时，其作文《我的燕子》获得《中学生》杂志命题的文艺竞赛第二名。三个月后，她又以《学校生活日记一则》获该杂志命题文艺竞赛第一名。此后她又三次参加《中学生》杂志举办的全国作文比赛，先后夺得亚军、冠军。彭子冈1936年肄业于北平中国大学。1936年春，彭子冈在上海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杂志担任助理编辑，创意迭出，多有建树。她曾采访江西革命根据地，探访囚禁狱中的“七君子”，在上海参加鲁迅的葬礼，发表新闻特写《伟大的伴送》。1937年7月，徐盈与志同道合的彭子冈在北平结婚，两人婚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为了继续革命事业，徐盈离开北平乘船到了山东烟台，在齐鲁大地的农村进行漫游，对战时山东农民进行了采访，“军队在两边打，老百姓就在中间作田，问他们‘你不害怕吗?他们说:害怕就能不吃饭吗? 种麦有了军粮，种麦也就是你们打日本……”这段采访经历被徐盈写成题为《今日之山东》的旅行通讯发表在《大公报》上，描写了民众在战争和敌人面前无所畏惧，爱国热忱高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山东地区战时的政治经济动态。除此之外，《渤海之滨》一文也在这个时期发表。随后，徐盈在采访部主任范长江的调度下，与一批青年记者分赴山东、山西、陕西各战区的抗日前线进行采访。

《抗战中的西北》书影

对于《抗战中的西北》中所涉及的民族宗教问题，徐盈是最早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生活予以大量报道的记者，周恩来曾专门夸奖他的研究很有价值。1938夏，徐盈和妻子彭子冈来到了武汉。武汉撤守前，徐盈和子冈要求去延安学习，但是未得到批准。中共代表团人员力劝他们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宣传中共坚持团结、进步、抗战的主张，反对蒋介石分裂、倒退、投降的逆流，争取时局好转。于是，徐盈夫妇响应党的号召，坚守在《大公报》的岗位上。10月，中共代表团接受他们两人入党的要求，派人单线联系，自此，两人成为了隐蔽战线上的地下党员。10月25日，武汉也失守了，徐盈追随《大公报》到了四川。12月1日，《大公报》在重庆发刊，徐盈被任命为采访部主任。1939年起，徐盈遵照党的指示，坚持在《大公报》工作的同时，秘密进行着当时文化界和实业界的统战工作。1939年5月，“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总会迁至重庆，倡导记者们在经济方面“宣扬我大后方农工交通金融业等调整进步情形”，徐盈作为“青记”的一份子积极响应经济宣传的号召，在这期间进行了大量报道。

1938年，《大公報》记者彭子冈和徐盈夫妇加入中国共产党。图为兩人1938年在重庆

1945年8月，彭子冈发表了轰动大后方的新闻特写《毛泽东先生到重庆》。这一期间，彭子冈还写出了大量感情真挚、敏感细腻、文笔俊逸、极富感染力的通讯、报告文学，如《官厅少年》《老邮工》《雪亮的眼睛》等。抗战胜利不久，任《大公报》驻北平记者，采写了《张家口漫步》等系列报道。在此以前，她对美国大兵强奸北大女生的“沈崇事件”和国际间谍川岛芳子案的报道，颇有影响，成为舆论焦点。1949年后，彭子冈先后任天津《进步日报》和《人民日报》记者，1954年后任《旅行家》杂志主编。1988年1月9日，彭子冈逝世于北京，享年74岁。

徐盈与彭子冈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叫徐东，儿子叫徐城北。

新闻战线的特别党员

20世纪30年代，《中学生》在上海的热心读者和文艺竞赛优胜者徐盈，进入了彭子冈的感情生活，他们从书信来往到相知相爱。1933年7月，曾与徐盈共同创办《尖锐》文学杂志的汪金丁在上海被捕后关押在苏州。彭子冈受徐盈的委托去看守所看望汪金丁，曾一度引起风波。她以探监的体验创作了第一篇小说《狱囚》，首次用“子冈”的笔名发表在1934 年1月号的《中学生》上。1934年夏，彭子冈考入北平中国大学英语专业，半年后退学。经中学时代的图画老师的介绍，彭子冈参加了上海《妇女生活》杂志的工作，跨入新闻界的大门。1935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受报社派遣赴西北地区采访，发表系列通讯，第一次客观报道了中共领导的红军长征踪迹。这些通讯后来汇编成册《中国的西北角》，记录了西北人民生活的困苦，真实记载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媒体上第一次出现“红军”一词而不是“剿匪”。由于范长江的报道，使得国统区的读者第一次了解到真实的、正面的红军形象，知道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强大的战斗力。几乎在范长江赴西北采访同期，《大公报》记者徐盈、彭子冈在江西的采访、报道，亦涉及有关中共、苏区的话题，彭子冈采写的通讯《巨变中的江西农村妇女》中，有一节标题就是“儿子当红军去了”。1936年春，彭子冈从北平到上海，担任《妇女生活》助编并采写专稿。她采写的新闻特稿文采四溢，很快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引起了名家大师们的注意。1936年10月，鲁迅逝世。邹韬奋约彭子冈为《生活星期刊》采写鲁迅葬礼的特稿，她为此采写的《伟大的伴送》得到报界人士的好评。1936年11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等因从事民族救亡活动在上海被捕，羁押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 史称“七君子事件”。彭子冈化名“小梅”，冒充史良的堂妹前去探监。回来后她将史良慷慨激昂的谈话整理成《堂姐史良会见记》，在《妇女生活》杂志发表，进一步引起人们对七君子的关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当局的新闻封锁有所放松。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徐盈奔波于山西战场，向全国读者介绍了朱德、任弼时、徐向前、彭雪枫等中共高级将领，以及八路军的抗战功绩。华北危急之日，徐盈受命前往采访华北的八路军，彭子冈则奔赴武汉。她先是主编 《妇女前哨》，1938年1月该刊物停刊。之后彭子冈进入《大公报》当外勤记者。作为《大公报》的外勤记者，彭子冈同徐盈一起推着自行车，在赣州、瑞金、宁都等地不断的奔波。之后，他们关于中国江西农村妇女真实生活的写实报道系列《巨变中的江西农村妇女》《赣南的凄怨》《一个女人的忧怨》等相继面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1938年日军向武汉发起的大轰炸中,许多新闻记者冒着酷暑奔走于武昌、汉阳采访战争，彭子冈也是其中之一,“每天计划了采访日程,跑了回来伏案就写”。1938年8月，彭子冈和徐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不过组织生活，不发展新党员，不交纳党费” 的特别党员。党组织要求他们以《大公报》为阵地，为党在新闻宣传积极工作。1938年武汉失守后，徐盈、彭子冈夫妇到了重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工作。彭子冈利用大公报社记者的身份采访了各方面人士。她不畏艰险、亲临前线，访问了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写了《张自忠将军会见记》一文，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细致描述了张自忠的言行举止，生动地表现出他抗战到底的决心和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沈钧儒在重庆良庄接受《大公报》记者彭子冈采访

1939年初，抗战刚刚进入相持阶段，张季鸾派彭子冈采访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蒋夫人访问记》不仅让彭子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留下了宋美龄抗战时期的得体形象，还标志着彭子冈通讯写作技巧日臻成熟。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彭子冈应邀为桂林《大公报》撰写重庆航讯。一年间写了近百篇，被新闻界称为“重庆百笺”。1945年8月29日，《大公报》以醒目的位置登出彭子冈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一文，为国统区读者描述了共产党领袖的真实形象，为党赢得了国统区大多数人民的敬意。抗战胜利后，彭子冈和徐盈被调入《大公报》北平办事处工作。1946年初，彭子冈不顾国民党当局阻挠到共产党控制的张家口采访，归来发表长篇通讯《张家口漫步》，客观真实描述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虚假宣传。彭子冈坚决抗议日军侵略中国的无耻行径，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因重庆是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对新闻检查很是苛刻，她就把锋芒尖锐的文章寄到桂林《大公报》发表，帮助人民了解大后方的情况。

1945年底，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彭子冈到机场迎接，并写了《毛泽东先生到重庆》《重庆四十四天的毛泽东》，她写出了近距离观察毛泽东的所见所闻：“他平静、沉着，与人交谈自然、坦诚，常用语是‘和为贵’，有时也很幽默、风趣。他喜欢抽烟，会跳舞，处处显示出大政治家的风采。”解放战争开始后，彭子冈连续发文揭露国民党的罪行，抨击美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国民党当局对她又恨又怕，一次采访时，国民党高官蔡文治指着她怒问道：“彭子冈，你的文章太有煽动性，你是共产党吧？”她响亮地回击：“承蒙高抬，你过奖了，我还不够格。”国民党要大公报社解聘彭子冈、徐盈，报社以拖延应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