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志学

五四运动前后甘肃青年成为革命的中坚

马克思主义在甘肃的最早传播，是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同众多的新思潮的传播同时进行的。五四运动以前，在甘肃介绍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学说的代表人物有正本书社的创办者牛载坤和甘肃法政学校校长蔡大愚等人。

牛载坤，甘肃狄道（临洮）人,1904年到兰州，后又去北京等地求学。辛亥革命后，牛载坤赴东南各省考察社会，到上海时对商务印书馆编印的科学文化知识读物和各种教科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顿时萌发了回兰州创办书社传播文化知识的念头，遂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购书合同。返回兰州后，牛载坤即在鼓楼西大街(今张掖路)开办了正本书社。书社除销售商务印书馆的科技读本、教科书及普通文化教育用品外，还销售一些进步书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新青年》杂志。《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新青年》上多次发表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热情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阐述十月革命的性质及伟大意义，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由之路。其中《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翻译刊载的《共产党宣言》，这些被封建军阀、官僚及剥削制度的卫道士们称为“洪水”、“猛兽”的新学说，正是通过正本书社销售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甘肃省会兰州及省内其它城市得以传播。

蔡大愚，四川成都人，清朝末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曾任四川嘉定中学教务长、上海中国公学教员等职，创办了北京清真第五小学。1912年随甘肃提学使马邻翼到甘肃省会兰州,1913年3月担任甘肃法政学校校长。蔡大愚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到兰州后积极鼓吹民主自由思想，经常利用课堂及其它场所发表演讲，批评时政，向学生介绍各种进步思潮。马克思主义作为当时众多的西方学说的一种被他介绍给兰州知识青年，并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传播。蔡大愚于1917年5月曾参与策划推翻张广建统治的政治斗争，随后又于1917年底积极响应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这一时期，正是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正在进行并取得胜利的时期。因此，历史学家在反映这一时期甘肃的政治变革及文化发展时，不仅载明其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称他主张列宁学说、赞赏俄国十月革命,“日以社会主义灌输学生之脑筋，于是省城各学校醉心马克思学说，省政府闻之，出示严禁”；“略谓欧洲近世实业骤然发达，致国民中祗有大资本家与劳动者两极。劳动者利薄，逸者利多，故不平之念以起，于是倡言劳动之与报酬必须平等，所采方法或谓以土地资本归诸公有，或谓宜公平分配于各人，其最极端者则有共产主义……”蔡大愚作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不仅是甘肃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者和推动者，而且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践者。他能够从当时名目繁多的各种标榜社会主义的新思潮中，比较和选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时代劳资对立、未来社会建立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加以介绍宣传，表明了其历史进步性。然而，由于他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当成一种新的学说、思潮，与其它流派的思想学说一并介绍到甘肃省会兰州，特别是没有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本质为前提，没有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印证进而认识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力量，加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仅限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并且伴随着其它流派的思想学说，因而不能也不可能作为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而发挥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使他难以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甘肃的传播效果受到很大的限制。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已发展成为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动。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一大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也随之出现，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已经比较普遍地传播开来，并且逐渐突破知识分子的范围，开始与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相结合。这一时期，在甘肃兰州、凉州（武威）、秦州（天水）、河州（临夏）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原在北京、武昌等地求学并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随后返回甘肃的张一悟、葛霁云、胡廷珍等人。

张一悟

张一悟，甘肃榆中县人,1907年考入兰州法政学堂,不久转入兰州中学学习，1918年秋中学毕业后与同乡张亚衡、丁益三赴北京求学深造，进入北京大学预科班读书。五四运动中，张一悟结识了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李大钊,在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革命斗争的同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向导》及《东方杂志》等大量的进步书刊，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李大钊等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开始了解、认识并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五四运动后，为了防止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经李大钊介绍，张一悟与张亚衡南下湖北，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在武昌学习期间，张一悟又认识了武汉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的恽代英，在其影响和帮助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日趋形成。1922年底，张一悟、张亚衡从武昌高师毕业后返回兰州，先后在省立一中、兰州女子师范学校任国文、历史教员。在这期间，张一悟利用讲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讲授历史，结合革命斗争实践批判资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1924年，张一悟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张一悟在兰州、武威、张掖等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号召广大青年“关心时政，振兴中华”。为了使青年学生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张一悟对在学生中存在的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及社会改良主义等所谓“新思潮”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剖析批判，使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向学生介绍北京、上海等地五四运动的盛况，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过程及意义，分析造成甘肃社会极端落后的原因，教育学生关心政治、变革社会，努力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他把《新青年》《每周评论》《觉悟》等革命刊物介绍给青年学生，鼓励他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给他们以耐心的辅导和热情帮助，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同一时期，张一悟还在凉州(今武威)镇守使马廷勷部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中进行革命思想宣传，向他们讲述俄国十月革命中士兵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影响他们同情、倾向革命。

在北京朝阳大学上学的胡廷珍

胡廷珍，字玉芝，甘肃省临夏市城关镇人。胡廷珍生于农商兼营的殷实家庭,7岁入私塾读书，天资聪颖，且勤奋好学，几年后考入临夏凤林高等学堂，1919年从凤林高等学堂毕业后考入兰州法政学校。在校期间，学校停发学生每月6元的助学金，致使许多家境困难的学生生活更加困难。胡廷珍同赵文炳等人组织学生罢课，向校方提出抗议，要求恢复和补发助学金。这一震动社会的罢课斗争，被称之为“法政学潮”。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学校终于恢复和补发了助学金，但胡廷珍和赵文炳因所谓带头闹事而被学校当局以整顿校纪为名开除学籍。1921年，胡廷珍同赵文炳一同前往北京求学。在北京朝阳大学学习期间，胡廷珍同甘肃旅京学生李翰园、王猷宣、李闵学等积极参加了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他擅长演说，又富有组织才能，深受同学们的信赖和拥护。1924年，胡廷珍在北京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胡廷珍更加自觉地为革命奔走呼号。假期回乡探亲，他总是随身携带进步书籍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分赠给同学和亲友。在兰州、临夏等地，他多次与胡兰谷、鲁永年、田志仁、何祥如等进步青年聚会，研究探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讨论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时向他们宣讲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揭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胡廷珍先后在兰州结识并联络了60多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并团结为一个整体。1925年夏，胡廷珍假期结束回北京前，在兰州小西湖举行茶会与进步青年话别时，一再勉励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密切联系实际，唤醒广大民众，勇敢地向封建势力和反动军阀做斗争。回京后，他还经常寄回宣传革命的进步书刊供大家学习，从而使这批青年大多先后参加到了革命的行列中,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葛霁云

葛霁云，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现麦积区）人。16岁时为生活所迫,到天水邮局当职员。1919考入北京汇文大学外语系，后改读北京交通大学，学习铁路管理。葛霁云在北京就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爆发,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并结识了革命先驱者李大钊且与之交往甚密。1920年,葛霁云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北京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此间，葛霁云组织同学参加了反对段祺瑞政府的请愿等一系列革命活动，1921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甘肃第一个共产党员。由于葛霁云的革命活动频繁，因而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被迫于1924年毕业前夕离开学校。离校后，葛霁云与南汉宸等人先后在天津、北京、上海等地积极传播十月革命的火种，为在各地建立党的组织做了大量工作。1924年，葛霁云在北京结识了天水同乡邓宝珊，并将邓宝珊介绍给了李大钊。1925年,葛霁云倡议发起成立了天水籍在京学生组织---天水学会，创办了天水学会学刊《新时代》(季刊)并担任主编。为扩大革命宣传，葛霁云将《新时代》在北京各校散发并按时寄回天水，广播革命火种。1925年,党组织派葛霁云到国民军二军七师邓宝珊部工作，被邓宝珊任命为秘书长，他在做邓宝珊的思想转化工作的同时，在邓宝珊部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很快发展时任二军七师中校参谋主任胡文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张一悟、胡廷珍、葛霁云等人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甘肃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到1925年中国共产党组织在省会兰州建立前，传入甘肃的进步刊物达到50余种。《新青年》《先驱》《向导》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都能在兰州等地见到,甚至上海党的发起组织创办的秘密刊物《共产党》也传入甘肃。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如马克思的《价值、价格及利润》、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主义史》《俄国大革命记略》《俄罗斯的革命经过》等也相继传入甘肃。马克思主义不仅在青年学生中普遍传播，而且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此间省会兰州陆续出版了《金城周报》等进步刊物。这些刊物刊发社论，指出“往者民主潮流己掀卷宇宙矣，又孰知社会主义之相继而起乎”。在《近日各国要事与中国》的社论中，敦促中国政府承认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新政府。这不仅对封建落后的政治势力和保守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且促使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看待历史、分析现实和设计未来，使马克思主义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走出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逐渐地深入社会、深入到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当中，成为反抗剥削与压迫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指导下，人民群众关心时政、强烈要求改造国家与社会的主动性进一步高涨。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反抗剥削与压迫的革命斗争不断爆发，工人阶级队伍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渐壮大成熟。马克思主义在甘肃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甘肃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罪恶本质，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它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独立地走上政治舞台并且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中得到锻炼，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进行了一次实践检验，并逐步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使之成为革命的思想武器。在五四运动中，一批进步的甘肃青年知识分子以反帝反封建为己任，积极投身于这一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当中，受到了斗争的洗礼，不仅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在行动中把反帝爱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政治腐败、经济落后、风气闭塞的甘肃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五四运动后，甘肃全省进步学生、爱国商人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连续不断，一些甘肃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步投身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之中。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它的划时代意义在一代中国青年觉醒呐喊、救亡图存的复兴之路上得到彰显；在甘肃青年“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思想和行动在陇原大地进步与发展的历史洪流中永续实践。（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