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志学

主持第八战区 经略西北军事

朱绍良书“洮惠渠”

1937年11月，日本从华北进犯绥远，西北告急。国民党在兰州设立第八战区长官司令部，主持甘肃、宁夏、青海、绥西地区对日军事。朱绍良考虑从中央调拨人力物力不易，请蒋介石担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自己任副司令长官一职，以副职摄行司令长官。第八战区下辖马鸿逵第十七集团军、孔令恂第八十军、马鸿宾第八十一军、马步芳第八十二军、马步青骑五军、马占山挺进军等部。自离开西北半年后，朱绍良又重返西北主持军事。

1938年1月，在第八战区长官司令部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会上，朱绍良提出的施政方针，首要一条即为“安定中求进步”。与第一次主甘时期提出“安定”主张不同的是，朱绍良在第二次就任甘肃 省政府主席时明确提出“安定中求进步”的主张。朱绍良明确宣布：“今后西北施政方针：一曰从安定中求进步;二曰从简单里谋贯彻；三曰从抗战上寻出路”。“安定中求进步”是希望西北在各方势力达成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更大进展；“从简单里谋贯彻”则是希望国民党中央的各项法令在西北地区得到真正实现，是国民党中央政权在西北维护统治，将其意志推行于基层的需要；“从抗战上寻出路”则是在全面抗战的环境下，利用国民政府大力开发西北的契机寻求进步。从其施政方针中可以看出朱绍良希望在抗战的大环境下深化对西北的开发，进而巩固国民党在西北的控制，体现了国民党中央希望将势力向西北地区，向西北社会的基层组织渗透的意图。

1939年朱绍良签发的委任状

第八战区长官司令部设在兰州五泉山。第一任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副司令长官为朱绍良，主要负责甘肃、绥远、宁夏及青海的对日作战任务，后又将新疆、陕西划入。兰州五泉山作为第八战区首脑机关所在地，也是指挥甘、宁、青、绥远地区对日作战、防空的核心。抗战期间，第八战区组织部分部队参加了绥西抗战，支援陕北榆林地区军民积极备战，组织指挥了兰州空战。1939 年 7 月，苏联的援助车辆在西兰公路兴隆山以东被土匪抢劫，苏联司机被打伤，朱绍良深恐引起中苏政治上争端，“严令军警缉捕，先后捕获匪患十一人”，并将匪徒押送兰州处决。1939年12月29日，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向重庆行政院，发密电汇报，兰州遭受日寇连续轰炸后的详细情形。朱绍良的这封密电，很详细的汇报了1939年12月26日、27日、28日三天，日寇飞机轰炸兰州的情形，列出了日寇飞机分八批，轰炸兰州的具体情形。当时，朱绍良的电报内容大体如下：

“特急。重庆行政院长蒋建密。本月二十六日，敌机99架，分三批袭兰。第一批27架，于9:20在机场投弹后东逸。第二批36架，于10:07在城内外及机场投弹后东逸。第三批36架，于10:30在市中心区投弹（烧夷弹居多）后东逸。二十七日，敌机99架有分三批袭兰。第一批36架，于12:13在城关投弹后东逸。第二批27架，于12:53在机场轰炸后东逸。第三批36架，于13:08在机场轰炸后东逸。二十八日，敌机分二批袭击兰。第一批61架，于11:34达市空，第二批36架，于11:58达市空，均在市中心区投弹（烧夷弹居多）后东逸。” 1940年1月29日，兰州城内难民李朱氏，迫于生计，给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写信反映情况。信的大意如下：1939年11月30日，日机袭击兰州李朱氏一家八口，躲避在下官园（今民勤街一带）的一个小庙内。谁知日机投下的两枚炸弹先后击中小庙。李朱氏的丈夫李广业当场死亡，她的儿子李多材、媳妇李何氏及女儿玉兰、孙儿天福、玉凤、翠凤等同李朱氏均受重伤。他们从此成为空袭难民。在无家可归的情形下，被疏散安置到了安宁堡的一个庙内。李朱氏一家10口人在安宁堡小庙内，忍受着寒冬，艰难地生存。万般无奈下，只能向省主席哭诉，乞求帮助。

秉承蒋介石旨意 甘肃成反共基地

1942年8月蒋介石视察玉门油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朱绍良秉承蒋介石和国民党五中全会“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采取措施加强陇东十县的政治、军事力量，企图形成对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并逐渐推进，以达到取消陕甘宁边区的目的。朱绍良主持制订了陇东十县反共工作的“八项方针”、“十二原则”，以及“特种工作大纲”，并把“西北干部训练团”第三期毕业生90多人派到陇东，充实陇东地区国民党的政治力量。朱绍良还多次向国民政府申请增拨反共特别经费，要求按月补助临时费五万元。朱绍良按照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抽派新二军驻扎陇东一带，并指挥人马在陇东、河西和兰州周围构筑所谓“国防工事”，修建了大量碉堡。与此同时，朱绍良指挥所部在陇东接连制造反共摩擦事件，致使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被迫撤销，“甘肃在乡军人抗日联络委员会”也被解散。朱绍良狂妄地叫嚣：“我们现在有两个敌人——共产党和日本人；有两个任务——抗日和反共”。兰州沙沟监狱的建立，旨在镇压屠杀共产党人、爱国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随着抗战形势急剧恶化，朱绍良公开压制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破坏国共合作。进步书刊遭到查禁，群众活动被强令禁止，原来的“共同抗战”被朱绍良变为“反共”、“防共”。

1939年6月蒋介石就周恩来到西安商洽“陇东事件”致甘肃省政府电文

1939年4月29日12时许，宁县保安队向八路军警七团一营巡逻哨兵开枪，打死1人，接着，保安队及壮丁队共700多人向一营展开全面进攻，开枪打死八路军战士8人，击伤排长李玉等13人，抢去长、短枪6支。宁县事变发生后，引起中共中央高度重视。5月3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董必武等，说明了事件真相，周恩来指示就摩擦事件的解决问题与蒋介石进行交涉。肖劲光也分别致电蒋介石、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提议双方派代表调查处理。国民党方面却迟迟不表态，经再三敦促，蒋、朱方同意谈判，但顽固坚持先恢复原状再撤军态度，直至6月29日才达成《镇、宁两县事件初步解决办法》，议定双方撤退援兵，县长行使职权，恢复4月23日前原状，并由一营担任城东墙警戒等。7月1日，所议各项在双方代表监督之下得到落实。

1939年 7月周恩来为调停“陇东事件”致甘肃省政府电文

朱绍良在第二任甘肃省主席的任期内，国民党在甘肃乃至西北的势力都有所拓展。建立保甲制度，虽然未实现其原来计划的“组织民众，推行一切政令”的计划，国民党政权与基层社会权势阶层结合，实现了对基层的初步管理，虽然这种管理因权势阶层的阳奉阴违而大打折扣。但在国民党势力增长的同时，抵消国民党统治基础的因素也在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内部党团摩擦、内部各派系的内斗、官员的低效与腐化等都使得这种增长的趋势消解了，国民党在西北的威权在强化的同时也在迅速崩解。在国难当头，全国齐心抗日的环境下，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的碌碌无为放大了民众对于国民党统治的隐忧。朱绍良也在 1940 年辞任甘肃省主席一职，专心军务，省主席由朱绍良在日本的同窗谷正伦担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