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志学

堵截北上红军  竭尽全力反共

1934年蒋介石巡视西北

1934年11月，朱绍良在全省施行《“剿匪”惩奖条例》，要求“剿匪区内各县长，遇有匪警，即应督率团队固守待援；万一守御力尽，则与城俱亡，不得支（只）身潜遁；倘陷失城镇，糜烂地方，则军法具 （俱）在，绝不姑宽”，警告各县县长做好防范共产党活动的工作。1935年2月24日，蒋介石特任朱绍良为“剿匪”军第三路总司令。朱绍良即对甘肃境内的中央军和杂牌部队作了统一部署，并派大批人马修筑碉堡，加强防御工事，企图阻挡红军北上抗日。当红军长征进入陇南后，朱绍良把部队编为四路，每一路都划定了追击路线。1935年长征红军尚在川西之时,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断定红军会北出甘南,立即调集兵力进行严密部署,命令卓尼杨积庆在迭部布防,鲁大昌部在岷县、临潭布防并死守腊子口,国民党中央军则在外围防守。红军长征到甘川边界时，藏族土司杨积庆接到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电报，要他在沿迭部达拉沟一线各峡谷关口部署堵截红军，坚壁清野，协同鲁大昌的新编14师将缺衣少粮、疲惫困乏的红军围歼于深山峡谷之中。杨土司假意受命，派杨景华到崔谷仓与红军接头开仓放粮，给红军每人一斗粮(小斗，10市斤），支援红军粮食30多万斤。1935年8月，蒋介石接连发出电令：6日电令于学忠将51军主力置于天水，9日电示杨虎城“跟踪追击”，10日电令西北各部调兵“统归朱主任绍良负责统一指挥”，10日又电令毛炳文将其37军步兵运往平凉，其目的是要将红二十五军“于天水、成县、略阳以东，渭水以南地区聚而歼灭之”。1935年9月，国民党新编14师师长鲁大昌接到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电报：“据空军侦察报告，红军先头部队已由松潘以北毛尔盖进入草地，有经甘南藏区向洮(临潭县）岷(岷县）北上企图。除夏河、洮岷地区部队严密警戒外，由贵师速调集兵力进驻腊子口附近构筑工事固守，并相机截击。另派唐淮源第十二师前来岷县支援。”鲁大昌即率部在腊子口层层构筑工事，安排部署两个整营的兵力，一个连守桥头堡，四挺重机枪排列碉堡内，重重防守阻挡红军，并囤积了大批粮食弹药，要与红军决一死战，阻断红军北上之途。

1934年10月12日，蒋介石为策划杨虎城"剿共"，曾率张学良到西安视察。图中披斗篷者为蒋介石，右二为张学良，右三为杨虎城，左三为邵力子。

为阻止红军前进，除调动军队围追红军外，朱绍良还下令各县迅速报告红军行动，“务必利用各种有效与迅速方法，随时确实报告，并通报临县及驻军，协同防剿”，对于因玩忽职守而致误戎机者，严惩不贷。而对于红军经过地区的县长，朱绍良加以赏罚以震慑各县，使其抵抗红军。1935年被红军攻陷县城的两当县县长朱志和、秦安县县长杨天柱均被记大过一次，以示惩戒。天水县县长庄以绥、公安局长冀庚亮因为激烈抵抗未使天水城被红军攻占，“得保名城，载念载劳，至深嘉慰”，被各记大功一次，以资激励。对于不战而逃的镇原县长，则给予撤职处分，交由法庭法办。

北上红军进入甘肃境内后，国民党“剿匪”第三路总司令朱绍良向甘肃南部所属岷县等县的县长，转发几天前蒋介石拍给自己的急电，将北上红军所有师级以上干部全部进行了“定价”悬赏捉拿，内容如下：

“一、毛匪泽东生擒者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奖八万元；二、林匪彪、彭匪德怀生擒者各奖六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四万元；三、博古、周恩来二匪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四、凡伪中央委员、伪军团政委、伪军[团]长及伪一、三军团之伪师长等各匪首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五、其他各著名匪首，凡能生擒或献首级者，仍照前颁赏格各给……”。

1935年9月4日,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境内,中旬攻占腊子口，全军集中于哈达铺休整。蒋介石急电令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剿匪”第三路总司令朱绍良,令王均所部在岷县及天水、武山地区利用已构筑工事布置堵截。当红军过境甘南藏区时,鲁大昌奉令出击和严密防守,但为保存实力而并未竭力死拼；杨积庆则对上敷衍、对外引祸、对红军给予暗中帮助。彼此间的不同表现和重重矛盾加剧了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裂隙,为红军留下了喘息之机。

《党员通讯》 第一期 ，中国国民党甘肃省执行委员会编印，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六月发行， 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题写刊名。

朱绍良作为一名长期处在镇压中共第一线，又参加过对红军的第一至第四次“围剿”经历的反共老手，还在第四次“围剿”时，担任过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参议，充当蒋介石“剿共”的智囊。朱绍良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叛乱的“匪党”，主张对共产党的革命采取严厉镇压手段。朱绍良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忠实信徒，其坚决反共的态度也是国民党选择他上任西北的重要考量。朱绍良虽然在第一至第四次“围剿”中均遭惨败，但其官职却不降反升。朱绍良升迁之路也从侧面说明蒋介石对于朱绍良的信任。国民党任命朱绍良坐镇西北，正是基于防共反共的考虑。

罔顾抗战呼吁  剿共先于抗日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将“反蒋抗日”政策调整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期间，毛泽东为了扩大统一战线，争取更多的人，进行了坚持不懈地努力。他给国民党很多将领们都写了信，争取获得他们的支持。这其中就包括朱绍良。毛泽东致朱绍良函内容:

绍良先生:

十年酣战，随处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然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为鹬蚌者不亦危乎?付上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为国家民族谋，亦为先生谋也。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天下后世颂先生为民族英雄，岂不愈于胡宗南君所谓“无期徒刑”乎?夫“剿匪”非特无期徒刑也，且是一种死刑。非曰红军宣告先生们之死刑也，日本帝国主义实宣告之，非特宣告国人某一部分于死刑，实欲举全民族而宣告之，呜呼危矣!先生而同意统一战线，则鄙人竭诚以迎。惟事宜急办，迁延则利在长驱而入之寇。尚祈致意蒋先生，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书不尽意。      顺颂

勋祺!

毛泽东启

1936年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命令。18日，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一路军总司令朱绍良发布《剿匪计划纲要》，企图以胡宗南第一军及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由东西两面夹击，以王均第三军由南往北推进，在会宁、静宁、通渭地区消灭红四方面军主力。之后，朱绍良部署河西诸马军队对西路军进行残酷镇压，1936 年 12 月 2日飞往凉州，向马步青面授机宜，“十二月二日朱主任飞凉指示限期歼灭方略，并转示委座关注之德意，一面调陆军第一军杨旅长德亮来凉协助，又派第十五队飞机一队，常川驻凉助剿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朱绍良虽获得释放，但其驻甘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改由王树常担任，朱绍良改为担任总部驻在天水（后改为凤翔）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国民党要员（右起：蒋作宾、陈诚、陈调元、陈继承、朱绍良、陈继承夫人、蒋鼎文等）。

1937 年 11 月，甘肃省代理主席贺耀组以“军事准备不积极”的原因而调离甘肃，朱绍良重新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多次对中共的军事镇压，视中国共产党为“赤匪”，主张彻底剿灭中共。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刚建立起的人脉关系被破坏。朱绍良虽面子上支持国共合作，但比起前任贺耀组积极与中共代表交往，朱绍良的态度冷淡许多。朱绍良对于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的多次拜访避而不见，以醉酒为由拖延见面。第八战区司令部破获一起刺客案件，朱绍良怀疑此事乃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所为，要求八路军向其解释此事。朱绍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对于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加以封锁，“以后无论汽车、飞机或货物到兰后，必须由战区司令部接收经管。由各地运出，必须请示中正，许可后方得放行。如其有飞向陕北或运往陕北之飞机、物品，更非得中正之许可与中央之护照，切勿擅自放行，此例万不可开也。”

朱绍良还加强在陇东地区的国民党军事政治力量，企图合围陕甘宁边区。1938年11月，朱绍良指示镇原县县长，要求其对八路军在该县组织的民运活动加以限制，规定了五项原则:“（一）、民运工作进行，应由当地党部指导，县政府监督；(二)不得有违反三民主义抗战建国国策和遑惑人心之言论；（三）不得干涉行政；（四）人民团体须依中央法规组织，并由当地党部及政府监督指导；（五）如违反上述原则，县政府有权制裁或解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