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被送进甘州监狱，从那儿又转到青海马步芳的工兵营。马步芳的工兵营实际是个苦工营，送进去的都是红军的小鬼，整天给敌人做苦工，一天两个豆面窝窝，饱不饱就那，吃盐水，住帐篷，整年不发一个钱。

敌人的诡计，是想叫我们过这不死不活的苦日子，死了也就死了，活着的也要割断你对红军的怀念。实际他们落空了。当时也确实有些不懂事的小同志，乱埋怨红军，可是大多数的人都想回到红军队伍中去。

几个年岁大些的同志，就商议了这件事，怎么去给这些动摇信仰的人做工作，我们不便跟他们正面说理，就间接传话，讲些打仗的事，说红军是为天下的受苦人吃苦，打仗都是好样的，别看现在国民党胜了，这不是真本事……

我们这样一说，他们觉着也有理，以后就不大说怪话了。大家看着这个办法还行，年轻人脑子又热，有人还提议成立党支部。这工夫，敌人也想了不少办法来骗我们。

有天上午，把我们集合到城边的一个废场上，说是叫听报告，我们心里烦得乱骂街，到太阳大高，忽然有辆汽车来了，一直开到台子底下，前边走出了马步芳，后边是我们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同志。

“啊!”大家都一愣，孙军长也被抓来了吗?当时敌人说给孙玉清同志一个参议的名义，要他来给我们讲话。

我怕孙军长看见我，会想起徐向前同志他们而难过，就悄悄地挤到后排去了。哪知道他一上台，还是认出了我，瞧了我几眼。我见他脸色铁青，嘴唇紧闭着，皱着眉头，在他那瘦瘦的面孔上，一双充满隐痛和忿恨的眼睛，闪闪地望着大家。

马步芳站在他旁边，先发出一阵假笑，说：“你们的军长来了，让他给你们讲讲话吧!……”

我知道九军长是硬骨头，他不会昧着良心说话，很替他担心，别人也都是紧张地望着他。

他望着大家半天，一个沉重的声音像从半天里响起来，听着那么有力。他很激动地说：“……你们好好干吧!红军是存在着的，他们已经在前方抗日了!”这真是给了马步芳一个大耳光，我们好振奋！

就像看见孙军长身体里，燃烧着一团怒火，他巨人般屹立在马步芳面前，马步芳的阴谋破灭了!

马步芳刚才还在狞笑的脸，立刻沉下来，气势汹汹走过去，打断了孙军长的讲话。马步芳把孙军长刚才说过的那些话，又都反着意思说了一遍，这又能有什么用啊!

马步芳满想是轰轰烈烈的大会不欢而散，灰溜溜地下了台，钻进汽车，狼狈地走了。

可孙军长的话却像一团火，在我们心里燃烧起来，同志们互相望着，眼睛里闪耀着希望的光亮，别看嘴里不说，心里可全都明白了。

敌人造谣多少天，说红军完了，红军没有了，这下子成了个肥皂泡。以后，不断地有人偷着跑。我们几个人也商量好了想逃跑，却没有成功。

到了一九三八年七月，我们来到甘州，在那修通往新疆的公路。当时我们住在野地里，顺公路两旁搭着帐篷，近边是一片片的庄稼地，包米高梁长得没头顶，谷子也快有人高了。这可是偷跑的好机会到了，赶巧敌人又把我调到营部里去当通信员，常叫我出去买东西、做饭，我就借机会打听红军的事。

听说甘州有个医院里的高院长，很同情我们，他能帮忙回到红军，我就去了，哪知道打听到了那儿，正好听到他被害的消息。后来又听说兰州有我们的办事处，起初不大相信，以后越听越真，说是在一个街上，门口挂着牌子，白底黑字，写着“八路军办事处”，有几次听人家都这样说，我想这大概不会错了，便下决心走!

一天晚上，部队集合去点名，我只穿了件衬衣，晃晃悠悠地装着去解手，转到挨庄稼地边的一个厕所背面，四下瞧了瞧没人，一躬腰就钻进庄稼棵里了，拼命地朝东跑。

跑呀！跑呀！就像后边有人赶来一样，沉甸甸的大谷穗子碰得头痛，哪管得了那些，我一口气跑出去十几里，半夜的时候，到一个大山跟前，到处是黑压压的山崖峡谷，找不着路了，想过山吧！怕叫鬼吃掉，又不敢停下只好爬到半山坡，找了个土坑，蹲在那儿等天亮，两眼睁得大大的，眨也不敢眨。心里真是又害怕又高兴：害怕万一叫敌人逮去咋办?

可一想到离开敌人了，过几天就能见到同志们！心里又兴奋地跳起来。我想，哪怕是再苦，再危险，也要找到兰州！

到天蒙蒙亮，我就顺着一条大山沟朝东走了。我一股劲走过大半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肚子里饿得咕咕叫，远远看见山坡问有人家，可是不敢去。这时候，身上除了两件衬衣和一条单裤，别的什么也没有了。

我为难了半天。忽然看见一个山坡那儿，有位老大爷独自个刨土豆，就慢慢地凑过去，说起话来，要求给他做几天短工。老大爷瞅瞅我，问是哪儿来的?

我找了个谎，说是叫国民党抓壮丁跑出来的。他看我年纪轻轻的，很同情我，就留下了我，答应我刨一天土豆给五分钱。我在那儿刨了十几天土豆，挣下有五角多钱，腰里有钱胆就壮，就离开了老大爷。走了几天，把钱花光了，就又找到一家姓姚的老大爷家去帮工。

姚老大爷家在一个山坡下，有所独房，生活挺富裕，全家就是两位老人和一个女儿，待我很好，生活上不拿我当外人。到我要走时，他们再三劝我留下，那时候，要是留下，就可以过安定生活，不用再东奔西跑。两位老人真是说了劝，劝了说，希望我能留下。

到兰州会不会叫敌人抓去?能不能找到同志们?这些我都没把握。

我也想了很多，但是那种怀念党、怀念革命队伍的感情，使我无论如何放不下，别看是很长时间没有跟同志们在一起了，可是我心里一直也不认为这就算离开了革命。党教育我这么久了，革命几年了，怎么能离开同志们当老百姓呢?……

我下决心要去兰州。那天，姚老大爷送了我很远，他一再嘱咐我：“要是不行的时候，你就回来啊!”分手时，我看见他那爬满皱纹的脸上，扑簌簌地流下热泪来……

二十天之后的一天下午，我到了兰州，身上的钱又花光了，头发长得老长，衣服破得露着肉，这时候心里可真发虚。我想：要是找不到办事处，那就只有再冒险去陕北了。可是眼前问题怎么解决啊?浑身上下摸摸，没有一个钱了，我在街上转过来转过去，转了半天，最后硬着头皮找了个小店去住下。

让我想不到的是，第二天，我真的找见了办事处。当我走进办事处，看见同志们，心里高兴得突突地跳起来，觉得那个亲呀！我可回到自己家里了！

我见到了谢觉哉同志，还有好多熟人，他们都热情地接待了我。这时候，我想起过去这些天的挫折和经历，越想越相信自己是做对了！我到底没有离开自己的同志！我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康海生（1917～2002），曾用名康学仕。河南省新县浒湾乡曹湾村（原济湾乡康河村）人，1930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红四军军部通信营一连任勤务员、通信员，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营公务员、通信员、警卫员。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至第4次反“围剿”，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兰州办事处通信员，办事处外交副官，抗日军政大学第3大队3队副队长，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区队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辽宁省军区司令部协理员，西满军区司令部政治协理员、四科科长，嫩江军分区供给处处长，四十四军一三二师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参加了血战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及南下解放广州的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四十四军一三二师干部部副部长，军委总政治部行政经济管理处处长，军事科学院行政处处长，总参工程技术学院院务部部长，外经学院院务部部长，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副校长，解放军高级军械学校副校长，军械工程学院院长。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正军职）。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5年7月离职休养。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因病于2002年6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