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西路军正式踏上的西征的路途。15日，红九军攻占古浪县城，马步芳得知后十分惊慌，严令马步青和马元海率军迅速发起反扑，夹击红军，很快古浪县城变为一片火海。

从1936年11月到12月，西路军在永昌，凉州一线与马家军艰苦奋战了40多天。但就在这个时候，马家军主力突然蜂拥而至，用凶猛的炮火围攻已经被红军占领的高台县城，红五军团伤亡惨重。经过一周的战斗，西路军折损严重，还剩下一万多人。

战斗打到1937年2月份，伤亡近一半的西路军面临即将弹尽粮绝的窘境，处境十分艰难，继续西进必将全军覆没。恰在此时，徐向前接到中央来电，指示西路军调转方向准备东撤。

但正当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遵照中央部署开始收缩兵力的时候，东撤的作战行动很快被马家军察觉到了，马步芳立刻集结主力部队7万余人对西路军进行围追堵截，西路军以寡击众，与数倍于己且凶狠残暴的马家军展开了一场历时40天的大血战，从倪家营到威狄堡，到处都弥漫着浓厚的血腥味。

西路军和马家军在河西走廊上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是红军历史上一次空前惨烈的恶战。西路军在零下三十多度的酷寒中坚强不屈，拼死抵挡7万马家军的猛烈进攻。由于西路军孤军深入且寡不敌众，在弹尽粮绝后最终于1937年3月不幸战败，西路军两万余人全军覆没。

一九三七年三月，我在红军西路军总指挥部给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总政委陈昌浩当警卫员，那时候部队正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作战，受到国民党几万军队的包围，我们整天在荒山野林里、在一片片的沙漠地里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部队突围后，我和徐向前同志的警卫员赵家仕同志掩护着徐向前、陈昌浩同志及两个干部前进。

有一天下午，徐向前同志要我和小赵去前面侦察，走到一条冰河附近，忽然遇上了敌人的骑兵，从斜刺里呼呼地跑过来，从我们身边冲过去，后边的敌人还没赶到，走过去的就又拐回头来，把我们围住，这时候，我们想什么也来不及了。

我们身上的东西被敌人搜去，其中有份地图使他们起了疑心，几十只眼睛狠狠地盯着我，正想怎么应付他们，一个小鬼指着我说：“他是徐向前的参谋！”这时候，我才看出那个小鬼，原来是红军的，他一口咬定了我。

天黑时，敌人把我们带到他们的指挥部，关到一间小黑屋子里，派了个提大刀的哨兵守在门口，看来事情很严重，这帮家伙真把我当成参谋了。

过了两天，一个晚上，敌人的总指挥马元凯把我们叫去，要亲自审问。为着抖一下威风，他还摆了个阵势，派了好几个提刀挂枪的跟着我们。马元凯住的是间堂屋。

我们一进去，就看见个胖家伙，像口肥猪似的蹲在炕上，披着大衣，跟前放一张八仙桌，六十多岁，大光头，黑胡子长满脸，一双白多黑少的母猪眼，把我们打量又打量。

马元凯叫我们朝他站着，几个提刀挂枪的人分散在周围，然后他才慢吞吞地问着我们：“在红军干什么呀?认不认识徐向前?”我按照预先想好的对他说：“我们当勤务员，不大认得!”“不大认得?他到哪儿去啦?”“到哪儿去?我们不知道！那天夜里走散了，早就跟他分开了！”

“早就分开了?”马元凯有些不相信，摇了摇大光头，那双白多黑少的母猪眼翻了两翻，看着我们：“怎么分开的?”起初我很担心马元凯把那个小鬼找来对证，要不就把从我们身上翻出去的东西拿来质问，或是给我们个厉害瞧瞧，骂呀！打呀！可是现在他都没提。

我心里沉住了气。马元凯眯缝起眼，故意地装出一副“善相”，又哄骗地说：“咳！你们知道，就带我们去抓嘛，回来有赏！……”

我们不吭声。这时候我们知道了敌人的把戏，他们为了找到徐向前同志，开出的价可真不小，要是国民党的兵找到了，马上提升当旅长，别人找到了，就赏多少万块钱。可是，尽管马元凯说得嘴上喷白沫，我们还只是用斜眼角盯着他，一句话不说。

马元凯鬼点子还真不少，看着利诱不成了，又开始攻心战，说什么：“红军都完了!”“你们不要受了共产党的骗！”纠缠了有小半夜……

我们又回到小黑屋子里，心里都暗自高兴，知道敌人没有找到徐向前同志，也不摸我们的底，兴许能活得了，这时候心里就不再老念叨死的事了!

我们就悄悄地商议起来，看看能有什么办法逃出去?后来敌人又问了一回，就没再追问，看守也松些了。这工夫有些老兵也跟我们混熟了，不断地找我们来闲聊，叫我们“嘎娃”，就是“孩子”的意思，问长问短。

那天有几个人说闲话，我从一边听了听，他们讲“老共产”，“新共产”的事，说得很热闹。这时候我才知道，敌人把从江西来的叫“老共产”，把四川同志叫“新共产”。他们说“老共产”坚决，思想改不了，抓到就要杀头，“新共产”也许“教育”一通，不至于杀头。这下子我就多了心眼了。

那天，敌人准许我们晒太阳了，一走出小屋，真跟走出地狱一样，心里立刻豁亮起来。我们蹲在墙根下，把衣服脱掉，咔哧咔哧地捉虱子，一个敌人哨兵在一边看着，直咧嘴。

这时候忽然有个当官的从一边走过来，他看了看，蓦地问我们，很惊奇的样子：“怎么?你们这么大个小孩子也闹共产呀?”“小孩子?小孩子就不准革命吗?”我心里想，望了他一眼。

接着他又问我们是哪儿人?怎么参加的红军?我说是在陕西参加红军的。他不信，说我的口音像河南人。这下子可吓了我一跳：“他是不是找老共产呀?”

我看看他的脸色，还不是恶相，说话也实在，心里松下来。实际上，他也不知道我是哪儿人。我就说是从河南到陕西挖药去，参加了红军，他相信了。

后来我也知道了他家是河南潢川的，跟我家光山是连县，从前他在孙殿英那儿当炮兵，马元凯把他俘虏来当了炮兵副营长，主不了事，有职没权，很受歧视。也许是为了这些缘故，他对我挺亲近，没多久，就把我们要出去喂马了。

我想这也许没事了，哪知道那天太阳快要落山了，马元凯忽然把我叫了去，他坐在村边的一个石碾子上，面前站了好多人，等我到跟前一看，都是红军里的老同志，九军的组织科长，八十八师的总务科长都在那儿。

这时候我脑袋里嗡嗡地响起来：坏啦!敌人准是把我当成“老共产”了！马元凯挤着眼，又在慢腾腾地说：“送你们走!去甘州……”我们知道，敌人是不会叫我们走的，肯定是要对我们下毒手了！我把心一横：死了拉倒！

傍黑，一队敌人押着我们往一个河滩走去，听人说哪儿是万人坑，很多人被送到那里就不见了。我走着，心里乱极了，没边没沿的事，一下子都锁进脑子里，想到家，想到苏区，想到首长们……

特别是想看看小赵，应该让他知道这件事啊！知道我们没有背叛党，记下我们分手的这个日子！没想到，快走近河滩的时候，我的那个老乡忽然来了，他骑着一匹骡子，从我旁边跑过去，慌慌忙忙拉住那个监刑的副营长，俩人就悄悄说起话来。

我在这边，隐约听他说了一句：“咳!多杀一个少杀一个嘛！还不就那么着……”他们争执了一阵子，又过了一会儿，就把我留下了。脑袋总算没有搬家，按说心里是庆幸的，可是想到那些同志们，心情就又沉重了，半天没说话。

后来才知道是我那个老乡，他出差刚回家，听说我不在，连牲口都没换就赶来了，我望着他，心里很感动，好像这才相信了他是个百分之百的好人。只听他喊着我：“来！拉着马尾巴，跑一阵！”说罢，他骑上牲口，带着我跑起来，刚才走了几十分钟的路，现在一股风似的就到家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