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冲及

（作者：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原会长，研究员）

来源：百年潮

上海一解放，我回到学校。遇到正担任上海学联组织部长的程极明，我们也是极熟的朋友。他是1946年在南京入党的，组织关系到1949年初才从南京市委系统转到上海市委系统。他问我：大逮捕后你到哪里去了？组织上本来准备送你到解放区去，可是找不到你了。我就把前面所说的那些情况详细地同他讲了一遍。他告诉我那个组织是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同上海市委的党组织不发生横的联系。“老何”的名字叫贺崇寅，是联络站负责人，直接受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领导，现在是上海总工会秘书处处长，并且陪我去看望了一次贺崇寅。不久，他又告诉我：卓家玮在建国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类似的情况，当时我还听说过不少。组织上曾告诉我：化学系有个同学郑某（名字忘了，只记得是个单名）是“托派”。但解放初我曾在上海市委见过他。更离奇的是：江浓告诉我，和他同在新闻系二年级的两个同学杨本驹和吴友被一个自称共产党员的政治系同学吴怀书送到解放区去了，但吴怀书并不是党员。他讲了后很伤感地说：“他们两个现在可能都关在国民党的集中营里了。”实际上，杨本驹顺利地到解放区后长期在新华社工作，改名为袁木（后曾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以后，我同他一起起草文件时，曾问他：“你到解放区去，是不是吴怀书介绍的？”他说：“是的。”可见原来对吴怀书的怀疑也是完全错误的，同时可见地下党当时所处环境多么复杂。

把话再说回来：为什么南京市委要在上海设立这样一个联络站？

上世纪90年代，贺崇寅到北京来，给我打电话要我去看他，说他住的地方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由喜贵安排的，他这次来北京是来看望江泽民同志的。去后，我就问他上面提到的那个问题。他说：那是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在1947年4月布置给他的任务。解放后，他写过一份材料讲到陈修良布置这项工作时所讲的话，并说记下的这段话经陈修良看过。

陈修良同志当时说：“南京有不少党员因各种关系不得不撤退到上海，其中有的是为了政治避难，有的是已经考取了大学或就业，等等。这些党员本来都可以转给上海党组织的，但由于政治环境十分险恶，由南京转来的党员中有的面目已经暴露，留在南京很危险，转到上海，也恐牵连上海党组织。因此经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决定，暂时不把这些南京党员的组织关系转到上海，单独建立一个联络站，仍由南京市委领导。这个联络站的任务是保存实力，而不是开展群众工作，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组织生活的内容主要是学习形势和理论。”后来她又补充说明：这些党员“只能以一个积极分子的面目出现参加一些群众性的活动，不可暴露身份，随便发生横的关系。”

这样，我才明白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也才了解为什么“老何”每次来都只是帮助我学习形势和理论，从来不谈具体工作。有一次我向江泽民同志谈起贺崇寅，说我本来只知道他叫“老何”，江泽民同志说：我那时只知道他叫老徐。

复旦的地下党组织系统还有不少，都没有发生横的关系。单以我所知道的再举几个例子：

苏南军区在复旦也有个组织。农学院的女同学夏佩荣（解放后在农业部工作）后来告诉我：她就是这个系统的地下党员，曾要发展上海市委系统在农学院同学中的党员袁识先“入党”。上海的党组织也要袁识先参加进去“观察”，参加后就由夏佩荣联系。上海解放前夜，苏南军区地下党这部分组织同上海市委系统的组织合并，袁识先入党比夏佩荣早，年龄也大，就由他联系夏佩荣。夏佩荣解放后告诉我：“本来是我领导袁识先的，一下就变成袁识先领导我了。”

苏南还有个茅山工委也到复旦发展组织。1948年10月决定成立上海总支，由我也认识的新闻系同学罗我白任总支书记。在复旦大学也建立支部，由曾朝棣任复旦支部书记，在复旦发展党员。我熟悉的新闻系同学陈方树、练福和就是由他们发展入党的。上海解放后，这部分党员大体上都到苏南地区去工作了。

史地系二年级同学陈金灿后来告诉我：他是福建根据地的组织发展入党的。解放后去福建工作。改革开放后，曾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主任（也可能是副主任）。

据说，上海局外县工委、浙东临委、苏中和淮南根据地党组织也曾在复旦发展党员，互不打通关系。对他们的情况，我完全不清楚了。情况如此复杂，彼此间绝不打通横的关系，有时甚至会发生误会，如程极明组织召开一些会时，上海系统的党组织还特地派人进去观察他们所谈的内容，准备应对。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特殊而又复杂的做法？因为国民党当局特务机关实行白色恐怖的手段既凶狠又狡猾，以往有过不少血的教训：一处党组织被破坏，往往牵连一片，牺牲许多优秀的同志。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破坏各地党组织活动的手段更加周密和毒辣。中共中央在1941年5月接连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连续开会，要求各级党从组织形式到工作方法实行完全的转变：各地方党组织同公开机关脱离联系，缩小各级领导机构，建立平行支部，实行单线联系，各组织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严格秘密工作制度等。这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遭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省委书记被捕。8月23日，周恩来致电由南方局领导的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书记方方：坚决建立自下而上的平行组织；党员转地方不接关系，仍由原地原人联系。

中共党组织在国民党区域遭受的一次最大破坏是发生在1942年的“南委事件”。这年5月，南委派遣到江西检查工作的组织部长郭潜不遵守严格规定而被捕，并很快叛变，带领特务逮捕正在南委驻地曲江的廖承志和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等。南方局立刻决定：南委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一律暂时停止活动，防止事件继续扩大。不久又决定南委领导取消，原有工作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重新得到发展，并采取了更严格的防护措施。

由于周恩来先后主持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南京局规定并坚持灵活多样的活动方式和极端严格的纪律，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上海的学生运动蓬勃开展而党组织从来没有遭受过一次破坏，这样巨大的成功来自以鲜血代价换来的沉痛教训。

再讲讲我第一次党的组织生活和入党不久后的反美扶日运动。

我经历的南京市委联络站活动，只是贺崇寅对我的单线联系，没有第三人在场。而上海市委系统发展我入党后，江浓就通知我到复旦以北不远的叶家花园（正式名称是澄衷疗养院）开党小组会。到的一共四个人。那里人很少，坐在草地上就像聊天那样，并不引人注意。四个人中，除江浓和我外，都是史地系我极熟的人：吕明伦、陶承先。陶承先（后改名陶牧，解放后长期在广东办报）是史地学会会长，平时我们常在一起，这次和我同时入党，可以说意料之中。吕明伦却使我吃惊，因为他就和我住在一间学生宿舍内，四个人朝夕相处。他年岁比我们大，在我眼中已显苍老。对他的政治态度，我当然了解，但他平时讲话很少，从没听到他长篇大论地发过议论，不料他早是共产党员了。

会上主要是江浓讲话，除讲形势和党内纪律外，主要是正在展开的“反美扶日”运动。

“反美扶日”是一个简称，比较完整地说就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那时离抗日战争胜利才两年多，创痛犹存，这个问题一提出，人们旧仇新恨一齐涌上心头，有极广泛的群众基础。运动一步一步展开，有条不紊，计划周密，得到广泛社会阶层的支持。国民党当局一时也不便立刻公开阻挠。

史地系在这次运动中走在前头。3月31日，史地学会举办晚会，请日本问题专家李纯青来作题为《复兴中的日本》的讲演，列举事实，揭发美国正在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接着又请孟宪章教授来作《日本问题》的讲演。

合作系同学出了十多版的大幅剪报，分门别类地用报刊资料揭发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具体事实，还有漫画，很有刺激力，在学校里引起很大轰动。

4月1日，“缪斯社”等三团体在登辉堂演出《黄河大合唱》。由新闻系同学司徒汉指挥。他的指挥充满激情，整个大合唱产生巨大的感染力。在学校里演出后，又开着卡车先后到交通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演出，也引起强烈反响。这两次外出演出，我都随着去了。

那时也有一些说法：你们是学生，首先应该好好读书，不要去搞那么多活动。周谷城教授讲了一句话，我至今难忘。他说：“你们第一是中国人，第二才是学生。”这话很能打动同学们的心。

5月4日，全市1.5万名学生在交大民主广场举行篝火晚会，也请孟宪章教授做“反美扶日”的主题报告，会上宣布成立“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我也去参加了。5月30日起，复旦的反美扶日运动走向高潮。5月30日是个星期日，这天400多名复旦同学组成30多个小队，到南市和上海美专、立信会计学校等进行宣传和演出，收到良好效果。

当晚，在校内举行五卅晚会，主题自然是反美扶日。本来安排在子彬院101大教室开。由于去的人太多，坐不下，临时涌到登辉堂举行（平时不经校方批准，学生是决不能到那里开会的）。这次参加会议的教授很多，有张志让、陈望道、周谷城、潘震亚、章靳以、方令孺、张孟闻等。张志让教授第一个发言，还有好几个教授讲了话。这在以前不曾有过。

第二天开始，校内举行“反美扶日周”，围绕这个中心，每天有一个主题，如：“回忆日”“通讯日”“歌咏日”“展览日”。这大概是模仿抗战初武汉时期政治部第三厅的做法，显得很有声势和吸引力。

6月5日，全市学生准备在外滩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复旦同学准备集合赶往外滩参加示威。集合人数有1800多人，先在校内绕大草坪周围游行，唱着歌，喊着口号，队伍的首尾刚好衔接。这样的规模过去在复旦从来没有过。大家都很兴奋。

对这次活动，国民党当局下狠心作了充分准备来阻挠。队伍正要出发，校门已经关闭并且上了锁。同学们转向校门东侧的篮球场边门出去，门外密聚的军警已支起汤姆逊式冲锋枪，还有装甲车堵住大路。队伍只得掉头从校园北面的后门出去，绕道田野小路前进，将到大八寺时，国民党军警的马队已先赶到，堵住了前进的道路，嚷道：“今天不能进市区。”谈判也没有结果。双方相持很久。同学们越来越愤怒，一部分同学已积压了很长时间的愤怒，大声叫道：“冲过去！”游行主席团（实际上由地下党主持）比较冷静，看清冲过去必将造成流血惨剧，并且得到消息，交通大学的队伍在1000多名武装军警严密包围下已改为校内示威游行，市区内各要道密布军警，大多数学校的队伍也没有能到达外滩集合，便果断决定将队伍全部带回学校。我一直在队伍里，有过以往的经验教训，明白这个决断是完全正确的。

但队伍也不能回到学校就解散了，那样对士气是不利的。所以回到校内后，大部分同学在新闻馆前小广场上集合，由游行主席团讲话，还由新闻系一年级同学演出活报剧，一个高个子（梁增寿）演美国人，一个矮而戴眼镜的（武振平）演日本军官，表演他们之间的相互勾结。活动结束后，队伍才解散。同学们在这次行动中受到深刻教育，又避免了重大损失。周谷城教授也对同学说：“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是长期的斗争，不能认为游行没有成功，就是运动失败。”

这时已近暑假。校方匆匆忙忙地结束本学期的课程，提前宣布放假。相当多同学回家。留校的人大大减少。我家在上海，也回去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