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冲及

（作者：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原会长，研究员）

来源：百年潮

四、入党前后

寒假很快过去，新学期开始了。校方加强了高压。但愤怒化为深思，思想上的变化变得更加深沉。

对我来说，在新学期开始后这段时间内，引起我思想进一步变化最明显的，大概是两件事。

一是开始读到一些传来的中国共产党文件，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这以前，我虽然也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书籍，但基本上是理论著作，多少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知识，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这当然需要，但显然不够。此时在进步同学的帮助下，能读到一些秘密流传的党的文件，虽然不多，却是直接读到了党对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种种分析和主张。那时复旦只有一个特殊地方，是新闻系主任陈望道主持的新闻馆，许多进步同学在那里。因为他们对我已有了信任，就拿给我看党在香港继续出版的《群众》周刊，那是经过伪装的，有的封面上的刊名是《茶亭杂话》。至于毛泽东同志著作和重要文件，通常是油印流传的。许多同学的宿舍是过去日军占领时盖的很矮的两层小房子，那时叫淞庄，现在叫第六宿舍。拿到这种材料时，因为要细看，不看时便放在宿舍两层间厕所的抽水箱顶上，看完了就继续传走。放在这个地方有好处：楼上住了六人，楼下住了四人，材料万一被训导员发现，谁都可以推说不知道是哪个人放在那里的，也很难有证据可查。

当时读到的毛泽东著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篇：

一篇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在今天有的人看来，似乎已是耳熟能详。但当时给我的感觉却是极大的震动。以前，对国民党和旧社会看到的还是一件又一件不顾国家民族命运、专制黑暗令人深恶痛绝的具体行为，对共产党基本上也只是感到它是正义的、正在创造一种新社会、使人充满希望的党。这些还只是《实践论》中所说“认识的感性阶段”。读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就不同了：对中国的社会、各种社会力量、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等等，说得井井有条，一目了然，并且说到了根本。这种触电似的感觉，也许是今天一切都已了然的人不易想象和体会得到的。

另一篇是毛泽东在1947年12月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篇报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政治纲领、军事原则等都作了系统而明确的阐述，这些都极重要。而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对形势的分析。那时候，在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报刊大体都已被封禁，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在一般老百姓中几乎无人读、无人信。我们每天勉强看的只有《大公报》。给人们的印象，是国民党军队正在不断向解放区围攻，解放军的处境似乎还很困难，使人多少有些担心。但这个报告一开始就响亮地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尽管我们对局势发展的具体情况了解还不多，但报告最后的“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12个字给了我极大的鼓舞。记得当时我常用这12个字勉励周围可信任的同学，以至直到今天这12个字在我头脑里仍留下无法忘却的记忆。

这些是我在思想上的重大进步。

在组织结构上，当时地下党采取了一个重要措施：在各系成立秘密的“核心小组”。拿史地系来说，共七个人：四年级的张靖琳，三年级的吕明伦、傅道慧，二年级的陶承先、关郁南，一年级的卓家玮和我。其中，张靖琳、吕明伦、卓家玮三人是地下党员，也是史地系的全部党员，又分属不同系统；而其他四人，到这年冬天都已先后入党。

“核心小组”的工作大体上有以下几项：一、传达上级指示（当然不能说是党的指示，只能说是“上海学联”的指示）；二、分析系内情况，特别是各种类型群众的思想情况；三、布置下一步工作和工作中要注意的问题。

这种“核心小组”实际上成为扩大的党小组，比原来靠很少几个党员分别做工作要有力得多。现在不少人一讲地下党，很容易想成是做秘密的情报工作。其实，做情报工作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党员做的主要是群众工作，首先是做各种类型群众的思想工作，在此基础上组织各种群众性活动（当然，到上海解放前夕，对本地区的重要情况进行调查，为接管作准备，那是要很多人做的）。对参加“核心小组”的非党员积极分子来说，也是从个人自发行动到有严密组织地工作，是很实际的训练。

把这两条综合起来看：思想提高和组织训练确实为自己从党外积极分子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了准备。

寒假后新学期开学，不久就接近这年4月了。学校中的政治气氛和力量对比同我们入学时相较已发生巨大变化。进步学生在“迎接红五月”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规模不很大的活动，包括：组织同学到杭州集体春游，联络彼此间的感情，并到于子三墓前致祭；为争取增加公费生名额，部分同学绝食、在校内游行，并到校长办公室外静坐请愿，最后以部分贫困同学改为师范生而享受免费待遇结束；因国民党当局派人到国权路茶馆搜查正在那里聚谈的新闻系同学杨贵昌（解放后在山东大学教哲学）而宣布罢课一天；在5月4日，到交大参加上海学生举办的“五四”晚会等。最后集中起来形成“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大规模运动，这在下面还要讲到。

国民党当局在复旦已难控制局面。有时在校门里侧贴出一些由三青团、青年军联谊会、苏北同乡会、新血轮社等署名的反对进步学生运动的大字报。记得有一次还刷出“警告复旦的土共们”的大标语。所谓“土共”，是指复旦地下党。那时国民党报纸上常把分散在地方上的中共游击队称为“土共”，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复旦的地下党在哪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