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冲及

（作者：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原会长，研究员）

来源：百年潮

三、沉闷空气的冲破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国家的情况越来越坏，绝大多数学生本人和家庭的经济生活江河日下，同学中的不满日益增长。入学后两个多月，一件突发事件，使长时间积压的愤怒爆发了，那就是于子三事件。

于子三是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为人正直，得到同学们信任。学生自治会副主席谷超豪（以后是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著名数学家）是地下党员。国民党当局完全无理地逮捕于子三，并且在1947年10月29日宣称于子三在狱中用玻璃片割断喉管自杀，这自然是当局下毒手杀害的。浙江大学校长、气象学权威竺可桢到狱中看到于子三惨死的遗体就晕过去了。这件惨案自然极大地激怒了全国学生。中共上海市学委通过处于秘密状态的上海学联发表抗议书，号召各校同学罢课抗议。

复旦党组织怎样组织这次罢课？这件事在报上没有公布。他们先找来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办的铅印的《约翰新闻》，在校内多处张贴，上面不仅有于子三被杀害的详细报道，还刊登了于子三的遗像。这件事立刻广泛传开，激起同学们极大愤怒。然后，由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同学中广泛传布。那时，有些同学在当局高压下比较害怕，组织抗议集会或冲出校门去游行集会的条件都不具备。因此，党组织决定采取突然行动：通知平时有往来的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听到子彬院旁连续急切地敲响平时宣布上下课的大钟，就集中到子彬院旁去，宣布罢课。第二天，也就是11月11日上午，由经济系同学陈友莲、史地系二年级同学李承达（地下党员，和我也很熟悉。后改名李元明，解放后曾留学苏联，以后在中央党校工作）等接连敲响了大钟。事先通知的或没有通知的同学们大约有300多人一下拥到大钟旁，宣布罢课。一些新闻系同学把上一天准备好的抗议的大字报贴出来。我看到训导处课外活动组组长梁绍文也赶来，但他们事先没有准备，一时不知所措。集合起来的同学绕大草坪游行一周，便解散了。傍晚，校方开除了陈友莲、李承达等九人，还给新闻系女同学唐慧娜等八人记大过两次。

这次突击式的行动，规模有限，也带来一些损失。但从大局来看，采取的行动是有节制的，而且冲破了原来校园中的沉寂局面，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救饥救寒运动打下了基础。

这个事件对我产生的影响很大。一则看到国民党政府用狠毒的手段秘密杀害学生，还要说他是自杀，这样的政府实在太野蛮太无耻了，深深感到不能再对它有任何希望，必须把它打倒。二则亲眼看到能有几百人的队伍在校园内游行示威，而当局无法阻挡，从而感受到集体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并且从许多迹象中已隐隐感到这是在地下党领导下发动的。从此，我的生活便起了极大变化，把我深深热爱的历史专业学习放在一边，也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全身心投入党所领导的反美反蒋斗争。

在12月22日的日记中，我记下当晚在史地系同学会议上一场争论中的发言：“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无疑是希望能从历史的趋势中看出中国现在将往何处去，……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和现实可以一刀分开。”这段发言，很能反映出我当时思想上的变化。

这年12月开始的救饥救寒运动，是地下党领导的有着更广泛群众性的运动。它看起来没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却进一步冲破白色恐怖的控制，促成学校中群众运动的再次高涨。

1947年冬天，上海气候特别寒冷。进入12月气温骤降，下起雪来，路上结了冰。但街头上躺着许多因内战而逃难到上海的难民。他们衣衫褴褛，身无长物。不少人冻饿而死，尸横街衢。就在复旦所在的魏德迈路（今邯郸路）转弯处屋檐下就有一具雪盖着的尸体，不久就被收尸车收走了。据官方统计，12月上旬冻死街头的有400人，中旬冻死街头的有500人，收尸机构已难于应付。当时流行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有歌曲唱道：“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道。”同学中家庭清寒、靠公费生存的占很大数量。这首歌到处唱起来，就觉得格外心酸。

1947年12月底，寒流袭击上海，上海学生界开展救饥救寒运动。图为学生们在街头向市民劝募寒衣

救饥救寒运动是由同济大学首先发动的。首先是由同济学生的基督教团契自发地在校内开展寒衣劝募。那时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是乔石。总支研究、决定支持这一正义行动，并发动全校同学参加。12月19日，同济大学同学成立劝募寒衣委员会，首先出动到街头劝募。

救饥救寒，谁也难以公开站出来反对，连青年军联谊会等也贴出布告，要进行劝募。12月24日，校内大多数同学成立了“国立复旦大学十六系科十九社团联合劝募寒衣大队”，有1000多人参加（三青团方面称为第一大队，但只有几十人参加）。第二大队先在校内劝募。12月26日，就分成小组到市区去劝募。同学们手持三角小旗，胸佩统一的救饥救寒纸徽，在大街小巷奔走。还记得募捐时唱了首歌：“募寒衣，请捐助，要募寒衣千万数，寒衣捐给难民穿，难民冬天没有衣服。”“一件寒衣一条命，请把你的寒衣捐出来。”劝募时，遇到一些富有人很冷漠，但许多市民看到我们不是他们不信任的“官方”人员、而是大学生们来劝募，就慷慨捐助。我在日记中写道：“有一家老板送了十件新的棉背心，还有捐到三打新袜。”“回来时遇见别队同学，又听到了两个令人感动的故事：他们捐到一个老太太，亲自把身上的棉袄脱下来，还要脱第二件，他们不好意思再要了。还有一家人家也很苦的，母亲上去找了些衣服出来，小孩子哭了，母亲只好劝他说：‘我买新的给你，我买新的给你。’这是多动人的图画啊！”

劝募后，还分小组到难民居住区调查，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发给领物凭证。我在日记中记录了到南市难民区调查的情况：“那面的难民真太苦了。他们怎么住？就在地上挖了一个洞，上面用两根竹撑起了几张席子，爬进去头会碰到顶。里面一无长物，睡在泥上，至多铺些稻草。年轻的人出去讨饭，女人把一件衣服都没有的孩子拥在胸前。这种样子，真难怪前几天每天会冻死一两百人啊。尤其奇怪，我真有些弄不懂，一下雨，他们的住所是如何的不堪设想啊！”

隔一两天，再到难民区的预设地点，按调查时签发的领物凭证分发衣物，又看到和听到许多悲惨的事情。

这项活动从1947年12月21日至1948年1月6日，共17天。对许多同学来说，实在是一次深刻的社会教育，看到许多以前没有见到过的底层社会的黑暗面，深深感到这样的社会非根本改造不可，从而显著地提高了政治觉悟。这种感受，是在房间里“坐而论道”无法获得的。

在学校内，久被封闭的学生自治会办公室重新打开，作为劝募大队的办公地点；进步同学掌握的各系科学会（没有包括进步力量未占多数的政治、经济两系的系会，只能用政治科学研究会和经济科学研究会署名）和多数社团对救饥救寒的组织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得到众所公认；同学们（包括许多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同学）在十多天工作的相处中感情融洽，需要时可以共同行动。学校中政治氛围发生重大变化，许多以前难以做到的事现在有可能做到了。

紧接着，又发生了“九龙城事件”。在1898年租借九龙地区99年的条约中，英国是无权拆毁九龙城的。1948年1月5日，英方却悍然拆毁九龙城和不少民居，居民无家可归，还发生流血惨剧。国民党当局本来同英国政府之间存在着矛盾，又想借此转移民众对美国的强烈不满，因此提出“反英护权”，企图把不满和斗争转移并局限在“反英”上。

上海地下党决定抓住“反英”的合法性，提出“抢救民族危机、抗议九龙暴行”的口号，把领导权转移到手里。1月17日下午，全市学生2.5万多人集中在外滩英国总领事馆外广场上示威抗议。我同复旦1000多名同学参加了，这次示威运动第一次有青年军复员学生参加。示威同学推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吴振东和同济大学救饥救寒运动负责人何长城等四人为代表，进入英国总领事馆，递交抗议书。进去后很久没有出来，又传闻四个代表被扣留了，群情更加激愤，除了原来的口号外，又喊出“奴才外交要反对”的口号，将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当局。直到四个代表出来后，示威队伍才浩浩荡荡地沿着南京路游行到南京路西藏路口解散。

为什么英国能这样欺负中国人？同学们感到就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是屈辱的奴才外交。当队伍转到南京路上游行时，群情激昂，还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曲调唱起“奴才外交，要反对；反动政府，要垮台”的歌来。我在游行队伍里，很幼稚，也很兴奋。跟着唱，觉得能在南京路上高唱“反动政府要垮台”，十分解气。这种情景，至今历历如在眼前。有些同学还用柏油把呼喊的口号写在外滩和南京路的大楼墙上，那是很难擦去的。这种自发行动是过激的，不仅暴露自己，而且容易换来军警的武装镇压。但国民党当局事前并无准备，最激烈的口号是在从外滩转到南京路游行时喊出和唱出来的，游行队伍走到南京路西藏路口就解散了，时间不长，他们也分不清谁在唱谁在写，所以难以立刻动手，但强烈的反应很快就来了。

国民党当局的矛头集中指向这段时间内领头的同济大学学生。1月14日，同济校方已宣布开除救饥救寒运动负责人何长城和上海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杜受百两人。开除何长城的理由竟是劝募寒衣运动中“毁坏公物，藐视师长”。接着，又开除学生九人。21日，同济学生宣布无限期罢课，仍无结果。学生就宣布在29日去南京请愿。两个决定，现在看来是过激的，不仅在实际上无法做到，而且必将遭到国民党当局有准备的残酷镇压，但当时同学中这种感情已难以抑制。这是一个教训。

那时寒假已经开始，留校的同学较少，我还在校。复旦离其美路（现名四平路）的同济大学工学院和理学院十分近。预先接到同济同学的通知，就有500多人（大多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在清晨四人一排地列队从国权路南行到达同济门外的其美路上。当时同济周围还都是农田。其美路上有军警严密把守，但还有各校1000多人陆续绕道经田野赶来。同济工、理两院同学也有1000多人突破包围，冲出校门，集中到其美路。

国民党当局这次下了狠心，作了充分准备，预先调集了8000名军警，听说还有从徐州调来的。在其美路上分成五道防线：第一层是马队，第二层是架了机枪的保安团武装军警，第三层是号称“飞行堡垒”的摩托车队和铁甲车。当时好多人有个说法，叫作“八千对三千”。学生队伍根本无法冲过去，一直集中在路上，由复旦新闻系同学司徒汉（解放后成为上海乐团很有名的指挥）指挥着同学们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学生队伍中歌唱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同学们和军警相对峙。

近中午时，国民党当局的上海市长吴国桢、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来到现场，号称和同学们“谈判”。这种“谈判”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只是国民党当局在拖延时间，进一步调动力量，准备下手。

从国民党当局方面来说，狠心早已下定，动手的时间已到。下午三时多，吴国桢站在一个木箱上宣布：不允许进市区示威，不许前进。接着，马队突然向密集在路上的队伍冲过来，骑警们挥舞马刀乱砍。我认识的同学有被马刀砍伤的，有被马踢伤的，受伤的有100多人。我熟识的政治系二年级同学张渝民（复旦地下党总支委员、解放后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被马蹄踏伤，送入医院治疗。同学们从其美路向同济大学后退，有些同学跌倒在路旁的水沟里。吴国桢在混乱中也跌倒了。我熟识的土木系同学朱承中（地下党员）把他拉起来，并且阻止愤怒的同学打他。

我们退到同济校内的人，聚集在校内礼堂里，举行抗议晚会，舞台正中只有一个鲜红的字：“血”。会上有讲话，也演出抗议节目。1月下旬是冬天，天很快就暗下来，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武装军警团团包围并进入学校，开始在宿舍中搜捕学生。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乔石也在马队冲击时被踩伤，躺在宿舍中，由于同学掩护，国民党军警又不认识他，被放过了。

到10时左右，礼堂里台上正演出一场讽刺性的活报剧时，突然一个穿着军装的人走上台来，宣布学生“殴打”了市长吴国桢，并且要求交出同济学生中的几个负责人。有同学对我说：“这是警备司令宣铁吾。”也不知道是不是。同学们立刻手挽着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这时，礼堂两侧的大门一下敞开，冲进许多武装军警，用木棍枪柄乱打，把同学们押出礼堂，分堆坐在门外的广场水泥地上。

在这个寒冬深夜，在每一堆坐着的同学周围，就是一圈武装军警，用带着闪亮刺刀的步枪对着我们，还吼着不许讲话。我当时头脑里闪过的念头：“这不就像电影里看到的‘鬼子进村’吗？”女同学最可怜，在寒风中冻得发抖，要小便也不许离开。忽然听到礼堂三楼窗口有人对着广场高叫：“同学们，不要灰心。”大家都听到了。三个警察立刻冲上楼去，把他拖下来毒打。后来听说那是位同济大学的同学。

到了深夜两三点光景，国民党当局通知各校校长来“认领”学生。复旦大学校长章益也来了。军警要学生们排成单人长队伍，经广场侧门走出广场，但还在校园内。各人要交出学生证或校徽作为身份的凭证。侧门口，除军警外还有蒙着面的特务，按他们的指认抓人。复旦被捕的有24人（至少有5个女同学），其中大多是我认识或熟悉的。

复旦离同济最近，四五百个复旦同学由武装军警拿着带刺刀的枪步行押送回校。同学们从早晨到深夜，没有吃过饭，也没有喝过水。在押送过程中不能讲话。前前后后，相继都哼出没有唱出歌词的曲调。但大家都熟悉，那就是：“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常事情。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

押送的军警们不知道学生哼的歌词是什么，只要你不唱出来，他们也不干预。70多年了，这个曲调，这些歌词，仍能在我耳边响起。

因为这次事件，校方给我记大过处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