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冲及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原会长，研究员）

来源：百年潮

二、进入复旦大学

复旦在抗战时期的经历很特殊，分为两部分：大部分师生迁到内地，曾在江西、贵州，再到重庆北碚的夏坝，后来改为国立，由吴南轩、章益先后任校长；另一部分迁入日本当时还没有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后，仍称私立复旦大学，后来称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仍由留在上海的老校长李登辉主持，不由日本人管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邵力子等和校长章益都是李校长的学生，讲了话，所以两部分宣布合并，完全承认上海部分学生的学历，没有区别。重庆部分在1946年秋迁回上海江湾原址，并从这年起在上海招生。那时，学生有学号，上海部分的学号以S领头，重庆部分以Y领头，1946年统一招生入学的以A领头。我在1947年入学，学号是B64。

抗战胜利后，上海共有四所国立大学：交大、复旦、同济、暨南。交大的地下党和进步力量最强。同济学生的进步力量最初也很强，但校方很反动。复旦是双方力量都强，斗争十分激烈，但进步力量不断上升。暨南从校方到学生中，反动势力都很猖獗，但也有党组织和一定进步力量。

进入复旦大学时，我很兴奋，因为复旦在学生运动中一直站在前列。入学后却发现复旦的学生运动当时正处在低潮中，政治空气相当沉闷。

这年暑假中，校方宣布免去张志让教授的法学院院长职务、周谷城教授的史地系主任职务，还解聘了洪深、顾仲彝、马宗融等一批进步教授。五二〇运动中最活跃的学生领袖有的被逮捕，有的被开除，有的被迫撤离。还有四个被捕的同学（孟庆远、葛嫱月、张希文、李槐奎）没有释放，被囚禁在曹园。一进校门，左边的学生自治会门上贴着封条，不能再进行任何活动，让人看了就觉得伤心。所有教室下课后就上锁，防止学生在里面开会。

学校的训导处分课外活动组、生活管理组两个组，都由特务控制。举一件我下一年暑假亲身遇到的事作为例子：那时我们油印了一份简单介绍各系科情况的材料，供来报考的学生在选择志愿时参考。当我发完后走到登辉堂（现改名相辉堂）北面比较冷僻的地方，后面有人悄悄跟过来，突然用手插到我裤袋里。我回头一看，是训导处课外活动组的人员，名叫史逊。平时我们还得称他为“先生”（即老师），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质问他干什么？他竟回答：“我看看你裤袋装的是什么？”材料已经发完，他自然一无所获。生活管理组的训导员不定期地在晚上到学生宿舍里查房，有时还发现他们躲在室外偷听室内的谈话。

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因此，刚进复旦后有一段不算长的时间，心情很苦闷。

经过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风暴洗礼，又读了一些书，我已强烈向往中国共产党。但是人海茫茫，周围有谁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在哪里？我一无所知。当时那种沉闷的空气中，我能够做什么？

当时能做的只有两件事：

一件还是埋头读书。因为我是学历史的，读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只讲到义和团事件）。读了感到耳目一新。后一种书出得晚一些，印的作者署名是“武波”，当时不知道他是谁，觉得很陌生。解放后才清楚：“武”是文武的“武”，“波”是波澜的“波”，武波就是文澜。连这样的学术著作也已不便用真名出版，可见那时当局的政治控制已更严厉。我以前常读的《周报》《民主》《文萃》等刊物都已相继被封。有进步色彩的《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晚报》，也已在这年5月被封。那时看得多的刊物是《时与文》（因为它的发行人程博洪是程潜的儿子，才能出版）和《观察》，其中除时事评论外，还常有各地学生运动的详细报道，起着刺激人心的作用。不久也被封了。

对我思想影响更大的是读了华岗所著《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下两册，实际上就是近代中国革命史。这是以前出版、由别的同学借给我看的，使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历史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

除自己看书外，还和贴邻宿舍的合作系一年级同学李正开、汪巽人组织读书会，读苏联学者罗森塔尔著、李正文译的《唯物辩证法》，每读完一章就集体讨论一次，还要将个人的读书笔记交换着看，最后总是由李正开作总结。这比过去对理论的认识自然加深了一步。李正文是老资格的秘密地下党员，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大夏大学教授，又是半公开的“大教联”负责人。上海一解放当了上海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做接管复旦的军代表，后面还要说到。李正开是地下党员，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社会经验丰富，谈吐老练，能拿主意。我很佩服他。读书会这种方式，当时很普遍。它不仅是一起读书，有时也一起谈论时局。

另一件事是在进步的同学中串门子，深交了一些好友，主要是两批：一批是我在复旦中学时可以无话不谈的同学邱慎初，还有何志禹，当时都进入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一年级读书。我常到邱慎初宿舍中去聊天。土木工程系高年级同学也常去聊天，其中有朱乘中，也是地下党员，我同他也相熟了。另一批是当年新入校的一年级同学，因为处境相似，又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共同组织了一个相互联络感情的团体，叫“新生社”。这个团体，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来去随便，也没有指定什么负责人，只是常常组织一些集体活动，临时一叫就来了。经常参加活动的有五六十人，大体是经过选择的积极分子，其中数理系的王其健、土木系的何志禹、新闻系的程极明、外文系的张瑛华和廖国芳等，都是新入学的地下党员，当然彼此并不知道。还有化学系的汪鋆、张曼维，新闻系的梁增寿、武振平、孙锡钧、陈方树，农艺系的周久钊，教育系的林蒲添、朱其昌，经济系的钟在璞等，都是在那里熟识的，不久都入了党。史地系的董旭华、韩伯英、高有为等也常参加活动。新生社的活动，一开始并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只是组织了两次到广肇山庄远足，还多次组织在一起唱新民歌和跳集体舞等。参加的都是十分活跃的年轻人，政治态度也接近，彼此感情十分融洽，能够相互影响，有什么事，容易一呼百应。一年多后，大多数都参加了党，至少一直是积极分子，在学校中成为一支很活跃的新生力量。

回头想想，当时复旦党组织的工作部署相当高明。这时新学年刚开始。学生中的党员、群众领袖、积极分子大批因被捕、被开除、过分暴露而撤离以及四年级学生毕业离校而大大减少。一年级同学刚入校，彼此还不熟悉。蒋介石在这年7月4日发布所谓“戡乱总动员令”，国民党当局加强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沉不住气，急于提出政治性很强的主张和要求，开展规模大的集中活动，不仅无法成功，还会造成很大损失。在这种不利情况下，还是要沉着隐蔽，勤于交友，耐心地发现积极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团结并教育他们，到条件成熟时，一旦有事便能一呼百应，斗争从分散到集中，掀起新的高潮。以后的事实，充分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