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叶

陈嘉庚先生当时已是67岁的老人了，从生活和行动上看至多不过50岁，精力非常充沛，整日忙碌很少休息，每一件事情，都要专心致志地去办理。在重庆，国民党政府决定拨款8万元招待慰劳团，而陈嘉庚坚决地说：“这种招待太费金钱”。他早在初到重庆时就说：“敝人此次返国，有如小女归宁，会晤父母兄弟，要存精神相通，互道谦切，故避免一切应酬。”他拒绝一切优厚款待而只借住重庆嘉陵新村一个工业合作协会的两间空房，团员睡自带的帆布床，借来桌椅、锅碗自己搭火，一切设备都很简单。出门要上一个陡坡，对一个老人是够麻烦的。陈嘉庚先生给团员做工作说：“这可以给国家节省许多物力。”

陈嘉庚和胡文虎一样，是南洋华侨两大资本家，陈嘉庚对祖国同胞说：“我不是资本家，我是诸位的同志。”“热心赞助祖国抗战，愿意对抗战中的祖国投资的不是南洋资本家，而是广大华侨大众。”陈嘉庚先生作为华侨领袖，对于祖国同胞的深情是令人感奋的。他还说：“在抗战期间，大部分华侨资本家对祖国投资是趋于保守的。回归祖国的义捐，绝大部分是贫苦华侨的血汗。贫苦华侨大众身居异邦，身受压迫，盼望祖国富强，劳动所得，稍有盈余，便为祖国义捐。在华侨知识分子中间还有一种悲观的论调，认为中国的武器不行，打不过日本。八一三淞泸抗战，使他们明白了单纯用武力是战不胜中国的，抗战的英勇，可以抵过敌人物质的优越，只是经济上还须大家努力。”

陈嘉庚先生在重庆的所见所闻给他留下了什么印象呢?此举数例，以见端绪。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在嘉陵宾馆一再设宴招待陈嘉庚先生一行，嘉陵宾馆是一座营业性的豪华堂皇的宾馆。初到重庆，听说嘉陵宾馆的东主是行政院长孔祥熙，陈嘉庚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他认为政府最高行政官员怎么能与民争利，孔祥熙是威严的高宫，怎肯经营旅馆事业。后来，孔祥熙有事到嘉陵宾馆，陈嘉庚当面问及此事，孔祥熙毫不隐讳地承认，竟使陈嘉庚目瞪口呆。陈嘉庚先生怎么也想不到，华侨大众捐献祖国抗战的血汗钱，竟然有一部分落到了国民党贪官污吏的腰包！在重庆，他目睹到所谓“新生活运动”下的满目污秽，灯红酒绿、脂粉旗袍、长袍马褂、车马如龙、特务横行、机关滥设、民不聊生。国民党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他私下叹息说：“那些国民党中央要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济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作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最少还要在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国家前途深可犹虑，但现在又不能说。”这就是对祖国满怀赤子深情的陈嘉庚先生的印象。

在兰州，陈嘉庚一行假借中国银行房屋住宿。5月16日，陈嘉庚，侯西反拜见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除慰劳外，陈嘉庚先生询问抗战以来，民气、鸦片、财政等方面情形。朱绍良说：“民气甚形进步，因宣传效力及壮丁回家报告，民众多能同仇敌忾，鸦片之种植已根绝有年，吸者现极少数，唯偷吸者不免尚有耳。至财政厅，前年全省税收700余万元，鸦片税占500万元，其他占200余万元；去年收入至1200余万元，鸦片税早已取消，无收分文。”陈嘉庚问道：“鸦片税既已取消，何能增加许多?究竟何物增税，或是别设捐抽?”朱绍民一时难于回答，支吾道：“未有加税，唯前时应抽未抽者不少，及由改善积弊而来耳。”

抗日战争时期，甘肃是我国通往国际的重要交通线。陈嘉庚先生到兰州的一个重要目的，欲到新疆考察自西伯利亚铁路转新疆经兰州的这条西北交通干线的运输成绩。到了兰州，才知道这条线路的管理机关就设在兰州，询及管理处的负责人，了解到这条线路长达3000余里，沙雾常发，汽车行走很困难，又因添油困难，每月运来的货物不上1000吨。这条路靠汽车军运贡献不大，除此而外有数千头骆驼，来往一趟须用3个月时间，每月运输不过数百吨，回去运茶叶、羊毛、羊皮、药材等物。西北交通如此落后，陈嘉庚遂罢新疆之行。

陈嘉庚先生在兰期间，适逢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八战区副司令傅作义乘飞机去重庆在兰州滞留，陈嘉庚会见了傅作义将军。傅作义将军说：“先生及慰劳团远自南洋联袂回来慰劳，增加国人抗战意志，傅作义常鼓励麾下将士，谓华侨远居国外，不忘祖国，资助抗战，源源汇来，兹领袖复亲率慰劳团归国，我们安可不更加努力。”陈嘉庚先生回答道：“华侨亦国民一分子，深愧不能效力战场！”傅作义将军以日军士气衰落为例说明：“最后胜利决属于我。”陈嘉庚先生无比欣喜快慰。傅作义将军身经百战，是个有经验的司令官，他说的话是很有权威性的。

蒋介石的亲信干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此时亦在兰州，他诚意设招待宴，陈嘉庚先生辞谢不赴。过了两天，戴签告诉陈嘉庚先生说：“湖北钟祥、宜昌等处大战，敌人死伤三四万人。”陈嘉庚先生听到这个喜讯欣慰无比，深信不疑。戴笠是特务头子，他的消息必灵敏可靠。数天后，陈嘉庚先生到了西安，听到的消息与戴签所说竟然大相径庭，宜昌早已失陷，敌军势焰猖獗，陈嘉庚先生不禁转喜为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