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叶

来源：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

1939年冬天，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会长陈嘉庚先生想到祖国抗战两年多，沿海各重要港口相继沦入敌手，海外华侨回国很是困难，对于祖国抗战局势，民众的生活，没有确实了解。虽然逐月汇款义捐，又派了机工回国服务，但是没有派代表归国慰劳英勇抗战的战士和遭受深重灾难的同胞，于义未尽。因此，陈嘉庚先生发起组织南洋华侨筹赈总会归国慰劳视察团（简称慰劳团)，并登报通告在南洋的英、法、荷、美各国属地及泰国的华侨筹赈机构，请派代表参加。拟于1940年3月起程归国，并附有章程如下：1.代表须通晓国语及略识中文；2.须不染鸦片及其他不良嗜好；3.每人备新加坡币1200元，有剩找还；4.该代表如须供给家费，由所派机关负责；5.如意外丧生，须供其家属新加坡币3000元，若残废则酌量补给，如称职回洋，每人奖100至300元，均由所派机关负责；6.由新加坡出发，来回按3个月计，如有私人要参加，须有该处筹赈会或商会介绍，并以第一、第二、第三则为准，但没有被选为职员之资格。慰劳团归国的目的，陈嘉庚先生说：“系欲鼓励同胞”，“收取国内军民社会好印象，回洋作宣传资料，冀得增加金钱外汇之助力”，“及多寄家费以增加外汇”。至于华侨给祖国投资兴办实业，则不是慰问团的主要任务。各地陆续来报名者有50人，慰劳团于1940年2月底正式组成。

1940年3月6日，慰劳团搭乘“丰庆”号轮船，由新加坡先抵达仰光，陈嘉庚先生偕庄西言、李铁民等5人乘“康宝”号飞机先行到重庆。4月14日，慰问团全部到达重庆，经十几天的紧张参观访问后，分成3个团，每团15人，5月1日离开重庆，到各地进行慰劳活动。第三分团由安南侨领陈肇基率领，在四川和去甘肃、青海、宁夏、绥远等地慰劳、视察。陈嘉庚准备访问延安，没有与第三分团同行，他在筹赈总会常委侯西反、秘书长李铁民陪同下，5月5日由重庆飞往成都，5月14日下午2时40分，由成都乘坐渝哈班机，于6时40分抵达兰州。

兰州各界获悉陈嘉庚先生来兰州的消息后，纷纷到机场欢迎，前往欢迎的有国民党甘肃驻军司令黄秉衡、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翁燕翼及各界人士地方官员章亮琛、赵清正、施奎龄、杨德亮、鲁大昌、许显时、张维等共达500余人。渝哈班机在苍茫的暮色中降落机场，军乐之声随即大作。陈嘉庚先生下飞机后，即由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秘书黄哲英介绍，与欢迎者一一握手相见（黄哲英毕业于集美学校，与陈嘉庚先生有师生之谊)，由翁燕翼招待陈嘉庚先生一行到机场休息室，略进茶点，然后乘汽车离开机场进城。在途中与前来迎接的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相遇，朱亦闽人，意财神自天而降，必能多得赈款，因此情意款款，便借同到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休息.

当晚8时，甘肃省军政界头面人物在省政府后花园船亭(现兰州市委院内，已拆）设宴欢迎陈嘉庚先生，宾主共有60余人，深通经典诗文、学问渊博的喜饶嘉措大师亦在座。朱绍良致欢迎词，陈嘉庚先生致答谢词。答谢词大略为：“南洋华侨共1100余万人，分居于英国、荷兰、法国、美国各国属地和泰国，每月汇归祖国的赈济款约计600至700余万元。自抗战以来，总数达136亿元，但是侨胞绝没有以此自足，这是作为华侨对祖国应尽的责任。况且以华侨资产的总额而言，这不过是戋戋之数，仅及1%罢了，因此深表惭愧。南洋侨胞与祖国的经济原来就有重大的关系，而这些赈款，还是渺乎其小的。我国为入超的国家，无论过去与现在，都有赖南洋华侨汇款归国，籍以吸收外汇，抵补入超。在抗日战争以前，南洋每年汇归祖国的外币，大约为四五亿元，抗战以后，激增至8亿元。这大量的外币，对祖国的经济起了巨大的作用”。陈嘉庚先生讲了南洋华侨筹赈总会及慰劳团的组织与工作，他说：“南洋华侨筹赈总会正式成立于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地华侨均派代表出席，共有代表190余人，当经推选本人为会长，副会长一人，常委21人。南洋筹赈总会的日常工作为鼓励华侨爱国，多汇款归国。”陈嘉庚接着谈到慰劳团，说是筹赈会鼓励工作的一项，并向各地的抗日将士致敬与慰劳。抗日至今日，已接近胜利的阶段，都是因为抗日将士及爱国同胞千辛万苦争取而得。此外，并将视察各地在抗战中的进步情况，传达于华侨之中，而益增其爱国之热忱，说到投资，尚不是时候。南洋慰劳团此次归国，自带川资，刻苦工作，绝不浪费政府金钱，故深盼各界勿予招待，仅在慰劳团考察过程中，不吝指导，则幸甚矣。陈嘉庚先生又谈到他这次归国任务有三：1.主持南侨慰劳团分路事宜；2.原拟在渝投资建造制药厂，将出产的药品呈献给政府，以应前方将士之需。后来见到中国制药厂提炼公司设备很完善，即而加入资本，共同合作，致力制造药品呈献给抗日前线将士；3.先来西北，然后再行西南，致敬慰劳。陈嘉庚答谢词毕，全场掌声雷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