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邦

位于上海的生活书店总店

天水生活书店，是邹韬奋同志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全国开办的55个支店之一。以发行进步书刊为主要业务。该店开办于1938年5月，店内发行书刊有6000多种，其中有《生活周边》《抗战》等杂志；有《青年自学丛书》《救亡丛刊》等通俗读物；还有《铁流》《战争与和平》等许多苏联小说中译本。

店里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一个经理，一个练习生。经理叫薛天鹏，练习生叫阎振业。薛天鹏同志系浙江绍兴人，1932年在上海世界书局印刷厂当徒工，1933年考进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去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因病到西安疗养时，经西安生活书店经理坚留，于1938年5月和阎振业同来天水，开设了天水分店。

生活书店发行的进步书刊，对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对推动天水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6月，我回到天水以后，除在青年学生中活动外，还注意开展社会上的工作，如当时在天水开设的生活书店，我们就发现是一个很好地宣传阵地，通过书店销售进步书刊，能更有利的团结进步青年，扩大抗日宣传。这个书店不大，总共两个人，我们指定地下党员张德祥与书店经理薛天鹏交朋友。后不久，由张德祥介绍薛天鹏入党，有意地让书店为开展地下工作服务。

在国民党反动派严密控制下的天水，随着宣传党的团结抗日政策的深入，广大民众抗日救亡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天水的这种状况，很有利于我们在这里开展工作。为了推动这一形势的发展,1938年12月,我从陕西云阳参加陕西省委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返回天水后,通过薛天鹏,我认识了甘谷地下党员宋肃如。宋肃如原系甘肃工委领导,本人要求由当地组织领导,当时,甘谷没有党组织,天水党组织系陕西省委领导,我提出经组织介绍来即可。宋肃如便写信给甘肃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罗云鹏之后,1939年初,罗云鹏和宋肃如来天水,罗云鹏同志将宋肃如的党组织关系当面交给我领导。薛天鹏同志还于1939年3月中旬参加了在关子镇我家里召开的关于成立中共陇南地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陇南临时工委)的会议,并被推选担任了工委委员。

天水生活书店开业时间不长,便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爱国青年学生。他们不断出入于生活书店,吸收精神养料,他们走大街、串小巷宣传、演说、唱革命歌曲、演街头剧,把抗日救国的道理送到家家户户,使这一时期天水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异常高涨。

但是,这些爱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加之一些青年出于革命热情,活动方式不够隐蔽,特务分子经常监视出入生活书店的进步青年。遂于1939年四五月间,生活书店屡遭搜查,并威胁房东收回租给生活书店的房子。在敌人纠缠不清的情况下,生活书店被迫由大十字口迁到中华东路候家小巷内一个小院里,后又迁到天水西关的董家巷一个后院之内。

这时,全国共设54个生活书店,先后已被查封了49个。天水生活书店虽经几次搜查敌人毫无所获,但反动派仍不肯放松,终于1939年5月31日又遭到天水县国民党县党部搜查,敌人虽仍无所获,但书店被查封,阎振业同志准备秘密去兰州,在车站候车时突然被捕,被关押74天后,1939年8月13日“无罪”释放。这时薛天鹏同志在甘谷分销店工作,同样受到搜查与监视。书店已无法营业,加之他自己又经常参加甘谷中学学生的许多活动,如帮助编写墙报,组织读书会,修改街头宣传讲演稿,修改剧本等,进步学生也自动帮助书店在城乡推销书刊,因而引起了特务的严重注意。

1939年4月初,甘谷青年学生李庭光、王无从山西晋南抗大分校请假回家,途经垣曲黄河渡口时,碰上了一个第19路军总指挥部中校军官翟志汶(据说该翟曾在我们办的安吴青训班学习过)帮助李、王二人过了黄河,加之谈话中感到翟思想进步,有共同语言,就约翟一路同行,先说送他们到西安,后一直送到甘谷。翟到甘谷后,李、王还介绍参加了进步青年活动,此人很会讲话,而且口气很大,爱发表热情的演讲,爱参加社会活动。有次因打篮球闹了纠纷,他们参与打架,遂引起特务的注意。大约在1939年4月下旬的一天,王无和薛天鹏由甘谷到天水,路过关子镇,向我谈了翟志汶送他们到甘谷及翟到甘谷的表现,一路上我分析这个人有问题,加之有人反映翟的来历不明,怀疑是特务,我认为可能是坏人。这时,李庭光已入党,当时我怀疑翟志汶为什么要跟两个学生到甘谷来?如果真心革命,要抗日,为什么不就近到八路军里去呢?我认为翟到甘谷来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留在甘谷影响党的工作。

同时,又发现甘谷生活书店已被敌人监视,当时我考虑是否由于这个翟志汶而引起的。分析研究认为,这个不速之客可能是个打进来的特务,故我先让薛天鹏给翟志汶谈话,让翟走,由薛天鹏、李庭光送翟志汶马上离开甘谷。结果薛给翟谈话后,翟志汶发了脾气,加哭带骂,说他的确去过抗大,坚决不走。

因此,6月间我和临时工委的同志研究决定,为了安全,还是将翟处死,以绝后患。一切安排妥当,我即离开甘谷,结果我在关子镇等了好几天不见回音,当时李庭光不同意,薛天鹏等对工委决定并未执行,原因是薛天鹏和翟志汶谈话后,对翟志汶有了进一步了解,知翟是一个进步青年,没什么问题,便约定由他介绍翟志汶去成都生活书店工作。因此,对工委的决定没有执行,李庭光还要把翟陪送到天水找汽车。临行时,薛天鹏给天水邮局的党员李宝泉写信,让李宝泉将生活书店的存款给翟志汶50元作路费。翟、李到天水,先找好汽车后,给薛天鹏同志去信告诉了启程日期,不幸此信被天水邮检员查出,交给了伪专署一科科长王汉杰,随即在天水中和旅店,敌人把李庭光、翟志汶二人都抓了,同时打电话给甘谷县政府把薛天鹏也逮捕了,第二天将薛押到天水县政府软禁。李宝泉闻李庭光、翟志汶被捕,立即向甘谷邮局的信差杨生贵写信让杨转告薛天鹏:“二友人病重转告友人谨防传染”。但是,此信又被邮检员查获送王汉杰,王汉杰立即逮捕了李宝泉、陈聘西,并电令甘谷县政府抓捕了杨生贵。不久,天水邮局局长保出了李宝泉、陈聘西,杨生贵也被甘谷商人保出。

李庭光、薛天鹏、翟志汶三人被捕后,甘谷县委宋肃如(宋尔恭)派地下党员宋桂同志到关子镇来向我汇报,当时,我讲了三条意见:

一、甘谷城区暂时停止发展党员,现有党员要合法隐蔽,自行就业就学.

二、要注意被捕人薛天鹏、李庭光等在狱中的动向。

三、要警惕敌人的活动,严防敌人进一步破坏。

因此,党在甘谷城区的活动暂时处于低潮,我也转入农村活动。这时,地下党员任纪文同志已出外就学,魏振中同志去文县防空哨当哨长,与此同时,我立即派临时工委组织部长张德祥同志,去陕西省委汇报。

薛、李、翟3人被捕后,都关在国民党天水县政府看守所。薛天鹏同志在天水被关押半年多时间,和李、翟都一口咬定是去四川做生意,没有暴露政治身份,敌人没收了他们所有的公私信件和行李,并在天水、甘谷生活书店进行了严密的搜查,也没有找到任何“罪证”。不久,李庭光花钱赎出来了,因日军飞机来过天水,敌人又将薛天鹏、翟志汶转押到天水监狱.

薛天鹏同志能诗善画,会书法,待人热情,诚擎,狱中从典狱长到5个牢警乃至犯人,都对他很尊敬。他给爱好绘画的典狱长画虎,给牢警讲故事、教犯人学文化、唱歌,每天不闲。他很乐观,还在自己的铺位墙上写了一副对联,表示自己的决心。上联是“努力提高修养”,下联是“坚信最后胜利”,横批是“乐在其中”。敌人既未掌握“罪证”,又惧怕薛天鹏在狱中的活动,适时邹韬奋同志出面写信给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向天水伪党政要员要人,便于1940年1月由夏茂等4个狱中看守联名具保“无罪释放”,并限令薛天鹏同志出境。天鹏同志出狱后,即前往兰州。在兰州时,天鹏同志还给我来信说,他将乘飞机离兰去四川。至此,天水、甘谷的生活书店停止营业,自行消失。

翟志汶在天水关押的时间最长,从天水出狱后,逃往西安时,又被国民党逮捕关到陕西集中营去了,听说翟志汶在陕西集中营关了好几年,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放出狱。我此时已发觉翟志汶不是坏人。事实证明翟志汶是没有经验的幼稚进步青年(解放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听说翟志汶又被送到劳改农场劳改去了,不知是什么问题)。敌人逮捕翟、李、薛的目的主要是打击生活书店,我地下党组织并未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