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志学

睦邻陕甘宁 肝胆见人心

邓宝珊

邓宝珊驻节榆林，与陕甘宁边区毗邻。1937年上任伊始，邓宝珊即主动派自己的秘书、中共秘密党员汤昭武(事实上邓已经知道汤是共产党员)去延安进行联系。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先后接见了他。毛泽东对汤昭武说：“邓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将来我们之间的关系，相处好是没有问题的。你转告邓先生，有什么需要之处，我们一定尽力帮助。”并嘱咐汤不用再回兰州，直接去榆林尽快向邓先生转告中共欢迎邓将军到榆林合作抗日之意。为了更好地沟通与合作，邓宝珊同高双成商定，派副官高少白、石佩玖持信与陕甘宁边区驻绥德警备司令陈奇涵商谈双方协防事宜，在陕甘宁边区的绥德设立了办事处，并派出生于绥德、时任八十六师参议的开明士绅刘绍亭为办事处主任，负责与延安方面的联络工作。后来，刘绍亭又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两边的联系就更方便了。

邓宝珊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合影

当时，邓宝珊的防区范围包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驻在吴堡县宋家川的军渡到神木县贺家川一线。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等到榆林拜访邓宝珊，双方达成了和平相处的默契。1938年春后，邓宝珊一直派有兵力驻鱼河堡，叮嘱带队军官的任务是:“维护陕甘宁边区到榆林这一段公路的交通安全，保护来往车辆和人员顺利出入。”1938年7月15日，陕甘宁边区保安部司令员高岗由延安赴榆林，拜会邓宝珊，面商联合抗战问题。之后，中共军政要员南汉宸、肖劲光、王震、陈奇涵及爱国人士续范亭等与邓宝珊频繁来往，经常协商，双方就联合抗战达成了互助互让、和平相处的合作格局。1939年4月，邓宝珊由第二战区北路军副总司令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肖劲光司令员向他致贺电时说:“兹值敌寇亟图西犯之际，晋陕绥边区，实为西北门户，将军能龙韬虎略，声威早著，今公坐镇三疆，敌胆定寒，展宏猷尔建奇功，逐胡马而奔汉北，可预期也”，对邓宝珊报以很大的期望，表示双方应更加团结一致，共同反击日寇的侵略。是年秋，肖劲光司令员视察绥德、米脂一带的河防事务，并到榆林拜会邓宝珊。邓宝珊安排副官长于浚都负责接待肖司令员的工作，双方在这次接触中达成和平相处的默契，使得蒋介石凭借邓宝珊的力量从北面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图谋化为泡影。时隔不久，邓宝珊即派于浚都到延安南面的洛川第二战区兵站总监部交涉粮饷问题，在返回榆林路过延安时，受到延安交际部负责人金城的热情接待，并拜会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林伯渠对邓宝珊执行合作抗日的表现予以肯定和鼓励。

1939年夏，国民党陕西省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专员何绍南的保安队同驻安定县杨家园子的八路军发生冲突。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令邓宝珊、高双成派武装部队进行调停，邓、高派胡景通率一团部队执行任务，并指示一定要和平解决，平息冲突，决不能扩大事态。1940年冬，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诬蔑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对此邓宝珊表面上保持沉默，实际上进行抵制。胡宗南计划增兵榆林，企图从北面进攻陕甘宁边区，邓宝珊以“粮食困难，维持现在的部队都不够，如果再添一个师，势必很难”为理由婉拒了。1941年2月，国民党政府军委会西安办公厅主任熊斌，电令邓宝珊派兵协助陕西保安十三团，给其阎家寨子部队“送粮”，意在制造摩擦。邓宝珊看破了这点，复电说:“阎家寨子乃弹丸之地，深入陕甘宁边区一百五十多里，在我无足轻重，派兵送粮，定要与友军起衅，影响国共团结，不如将部队撤出。”拒绝执行命令。

1940年邓宝珊在榆林桃林山庄的窑洞内批阅军情函电

1941年秋，三边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二十二军的胡景通(辛亥革命时西北著名的领导人胡景翼的五弟)属下的一个保安团团长张廷祥和大队长张廷芝，在安边枪杀了与八路军密切合作的新十一旅旅长刘宝堂，安边发生了混战。邓宝珊派副官长于浚都和二十二军政治部的王伯谋去处理。于浚都和王伯谋比较顺利地把事情处理完毕，回来后向邓宝珊作了汇报，邓宝珊对他们的汇报表示了首肯。但蒋介石对此次的处理结果非常不满，诬称八路军要侵占三边，令邓宝珊将新十一旅调回榆林整训，并下令由其亲信何文鼎接防原新十一旅之驻地。中共中央洞悉蒋介石的险恶用心，随即派王震率领三个团将三边除宁条梁、堆了集(新十一旅旅部驻地)之外完全占领。邓宝珊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询问此事。中共中央复电邓宝珊说，派王震占领三边，是为阻止何文鼎师南下。邓宝珊了解此情况后，立即致电蒋介石，要求让新十一旅仍驻三边不动，何文鼎师不要南去。迫于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回电：何师暂不南下。王震将军在确信将来是由邓宝珊的军队驻守三边之后，决定：八路军除在陈川和黑梁头(二地原非新十一旅驻地)驻留少数部队监视何师行动外，其余各地都交给新十一旅驻防。这样的结果真是再理想不过，双方对此都十分满意。1943年，邓宝珊所部粮草供应紧张，只能向中共方面求援，王震将军送来2000余担粮食，解决了燃眉之急。

1939年邓宝珊与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警备司令王震在一起

1944年春，刘绍亭从绥德到榆林，带着20两金子，想要替绥德军民在榆林买点羊毛。当时的榆林城东边的绵羊、山羊、骆驼很多，成为陕北和内蒙的羊毛集散中心。邓宝珊安排于浚都替八路军买羊毛这件事，被军统特务发现了，蒋介石给邓宝珊发电：你们部队的于浚都有通奸行为，把他调回来吧。邓宝珊向蒋介石回电解释，又请徐永昌向蒋介石做了些转寰的工作，后来才不了了之。

在邓宝珊的驻地内，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真正做到了融洽相处，双方的领导之间互相祝寿、送往迎来、赠送礼品、互通有无成为常事。高双成军长过五十大寿的时候，延安派交际处的温宗祺到榆林送寿礼，参加贺寿的宴会。延安地区受到国民政府的严格封锁，但可以在榆林买到军需民用的药品、衣物。延安曾托由榆林过境去西安的于浚都代为购买药品、衣物，还特别托其为毛泽东主席、贺龙司令员购买香烟、皮大衣等。二十二军由西安运往榆林的武器弹药、军需被服路经陕甘宁边区时，边区政府也为其提供方便。晋陕绥总司令部的官员途经延安时经常带榆林的土特产送给中共的领导同志；陕甘宁边区也必然给予回赠。有一次，邓宝珊的副官长于浚都由西安经延安返回榆林时，延安交际处特意托他给邓宝珊带去一件滩羊皮筒的大衣，同时给了于浚都一件。延安和榆林双方的一些领导之间也建立了一定的情谊，贺龙曾送给邓宝珊和高双城各一把缴获的日本将军战刀，这都是八路军与日寇作战时的战利品，作为军人的邓宝珊、高双成都视之为珍宝。（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