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珊

邓宝珊(1894—1968)，名瑜，字宝珊，甘肃天水人，1894年11月10日出生在甘肃省秦州直隶州 (今甘肃省天水市)。父亲邓尚贤，原本是一位穷书生，后改习商，家道小康。邓宝珊童年时读过几年私塾，十三岁的时候，父母先后去世，在哥嫂的抚养下生活。由于家庭经济日现拮据，只好辍学到兰州谋生，在父亲的朋友、回族人士马尊义所办的“骏川成”水烟厂当学徒。1909年夏，新疆伊犁新军在兰州招募新兵，邓宝珊报名应募，当时尚不满十六岁，不够应募年龄，然而身材魁梧，脸上早已显露老成之气。招募者一看，确信邓宝珊已成年，遂准其入伍。辛亥革命时，曾参加新疆伊犁起义。1924年任国民军第二军师长，后代理甘肃省主席。1932年起，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新一军军长等职。

抗战时期的榆林城

榆林，“北瞰河套，南蔽延绥，东连太原，西接宁夏”，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史称“九边重镇”。抗战爆发后，榆林以北日寇将战火烧至察哈尔，正在向榆林逼近；榆林以东日寇企图突破黄河天险，渡河西犯，此时榆林已经成为阻击日寇南侵西犯的重要屏障，加之榆林城内各路武装争粮抢草，各行其是，群龙无首，局面复杂混乱。抗战时期，鉴于榆林军事位置居重，当局需要一位资深望重的人去协调各方，坐镇指挥。经国共双方协调推举，国民政府委派邓宝珊赴榆林担任21军团长（1939年5月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之职。

在榆林担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的邓宝珊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将驻甘肃的新一军第165师(师长鲁大昌)和驻榆林的第86师(师长高双成)，合编成第21军团，任命邓宝珊为军团长，驻防榆林，在平绥线西段侧翼抗击日军西侵；同时也有从北面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意图。邓宝珊以抗日目的可达，欣然赴任，自己先带参谋长俞方皋及译电员经西安飞往榆林。部队以新十一旅、一六五师、新十旅的行军序列向陕北开拔。前往途中，蒋介石突令尚在甘肃的一六五师和新十旅停止前进，分别划拨给了胡宗南部和朱绍良部，邓宝珊在榆林旋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

取信高双成  坐镇榆林城

高双成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很快侵占了华北、山西和内蒙的大片领土，与山西一河之隔的塞上古城榆林成了抗日前线。高双成，1882年出生于陕西渭南，1937年初继井岳秀任国民军第86师师长，随后升任第22军军长驻守榆林。当时榆林兵力单薄，很难控制局势。时任新一军中将军长的邓宝珊临危受命，改任21军团军团长。邓宝珊受命后，因军情紧迫，即刻命令所部立即从甘肃开赴榆林抗日前线，自己则只带了参谋长和译电员少数几个人，从兰州出发经西安乘飞机于1937年10月17日进驻榆林，临时住在86师师长高双成的西花亭，司令部设在钟楼巷部队卫生院旧址。邓宝珊到达榆林不久，参谋长俞方皋即因健康原因暂时离开榆林，百业待兴，正是用人之际。恰逢他的一个故交来看他。这位故交是于浚都，他的岳父续宝峰早在1914年就参加了北方革命党人著名的“华山聚义”，那时就与邓宝珊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他得知邓宝珊到榆林就任的消息后，决定绕道榆林看望邓将军。邓宝珊即向蒋介石上报他为二十一军团的少将副官长。从此，他成为追随邓宝珊抗日卫国的得力部属。高双成出身于行伍，文化程度不高，但为人正直讲信义。因为邓宝珊是西北国民革命的元老，在军政界有很高的威望，所以他对邓宝珊十分仰慕，遇有军政大事都很尊重邓宝珊的意见。邓宝珊在榆林见到高双成，以谦虚的姿态对高双成说，“我来榆林不是给你当长官的，是给你当参谋长的”，取得了高双成的信任和支持。初到榆林，面对复杂混乱局面，邓宝珊想方设法改善榆林同周边各路军队的关系，团结袍泽，稳定军心，将各方力量凝聚在团结抗日的旗帜下。21军团下辖新一军(当时被称为甘军,主要由甘肃各县团练组成，从兰州步行到榆林前线)和驻榆林的高双城部86师。驻榆林的国民党部队分驻榆林、神木、府谷、横山等地。具体部署是:86师215团驻横山、石湾，保安骑兵三十大队驻高镇、韩岔；86师515团驻神木县城，514团驻高家堡，512团分驻马镇、盘塘、沙峁头等地，258旅旅部、邬青云骑兵营、邓宝珊骑兵营、傅作义部孙长胜晋绥骑兵旅、84师高桂滋部李少堂团和史文华骑兵营、晋军72师陈长捷部和209旅段树华部后来也分别被调至神木驻防；86师258团三营驻府谷，马占山东北挺进军、何柱国骑二军分别驻哈镇、麻镇、黄甫、沙梁、孤山、木瓜、清水等地。为了妥善安置驻扎在榆林的各路武装，邓宝珊主动拜会其主要将领，与他们积极协商、划分防区，形成“千里河防”的联合抗日格局，有效阻止了日寇的南侵和西犯，为保障西北大片国土的安全和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民族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内蒙古西部除了伊克昭盟、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以外，全部沦为日军的控制区。邓宝珊采取“以实力援助蒙旗，发动共同抗日，避免蒙汉冲突，不为敌人造机会”的基本方针安定蒙边。邓宝珊不仅在军事上争取民族团结，同时尽量团结流亡榆林的知识分子。他说：“这些人手无寸铁，在精神方面所表现的弥足珍贵。这种抗日精神是可佩的。广泛地发动绥远民众，参加抗战，还须绥远人士努力。现在虽有亡羊补牢之苦，可是这种艰苦的工作，却非积极不可。”邓宝珊赴任后着重榆林北线外围防务，指派驻榆林22军所部出击伊盟，并在包绥一带与日本侵略者拼杀，以攻为守。同时，邓又遣调部队，严密固守府谷、神木黄河防线，使敌始终不能渡河。1938年初，日军侵至府谷、神木黄河东岸，府谷曾被日寇攻陷。邓宝珊、高双成临危不惧，指挥部队英勇反击，鬼子虽狂轰滥炸，数次渡河进攻，均被中国守军击退。后绥远告急，日伪自包头南下，企图进犯陕北重镇榆林。22军万余将士出击伊盟、包南一带，三年内经历数十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其中在东胜、磴口等地八战八捷，使22军名震塞上，胜利实现了扼控伊盟、固守榆林的战略意图。

1939年的榆林钟楼

在绥远，邓宝珊除麾军抗敌外，还施展团结蒙汉人士、联络抗日友军、安抚流亡人员共同抗战之韬略，促成了榆林、伊盟乃至包绥一带团结稳定的抗战局面。成吉思汗陵位于内蒙古伊克昭盟的伊金霍洛，蒙族人对成吉思汗敬若神明，格外崇拜。抗战初期，日军侵占了内蒙古部分地区，他们想把成吉思汗的灵柩掌握在手中，妄图以此削弱蒙古族人民的抗日意志，所以成吉思汗灵柩的去存也就上升为能否团结蒙古族人民共同抗日的重要问题。1939年，日伪军占领归绥，扬言要攻占伊金霍洛旗夺取成陵，要将成吉思汗的灵柩东移归绥，以此要挟蒙古族人民投降日本。邓宝珊为争取蒙族上层和民众团结抗日，电请国民政府将成吉思汗灵柩内移，以安内蒙古人心。同年5月，成吉思汗灵柩离开伊克昭盟后，途径榆林、绥德、延安、西安等地，迁至甘肃省兴隆山。这一举动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阴险图谋。因榆林与伊克昭盟接壤，邓宝珊又与蒙古族上层人物有过良好的交往，国民政府委派邓宝珊为移灵大员之一，将成吉思汗灵柩安全迁移到甘肃省兴隆山存放。移灵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蒙族许多王公都来送行，途径榆林、延安时，人们争相瞻仰。移灵成功，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宣告破产。在八年抗战中，日军除占领府谷县城半天即被赶过黄河外，其铁蹄再未能踏入陕北一步。护迁成吉思汗灵榇，经榆林、延安等地，终安归甘肃榆中县一事，大得人心。当时，包绥扎萨克、达拉特、准格尔、鄂托克旗和杭锦旗、乌审旗、伊金霍洛旗等七旗的贵族与官员，不断前往榆林拜见邓宝珊，感谢对他们的支持。晋绥军、东北军以及绥远察哈尔等地各色蒙汉抗日武装都有人员和机构驻在榆林。一时间，榆林成为陕北蒙西南的塞上抗战堡垒。（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