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志学

困境中坚守，共产党人精神不死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加快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步伐。1938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甘工委将工作重点转移到西兰、兰新公路一线及陇南山区，工委领导也分散到各县指导工作，开辟了安西、兰州到延安的国际交通线和地下交通站，保证了苏联援华物资、往来人员及情报的通达。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实行“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政策，甘肃工委的抗日活动被全面禁止，抗日刊物被查封，抗日团体被解散。工委一面加强对党员的气节教育，一面继续秘密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组织工作，为争取抗战胜利努力奋斗。1940年6月，分赴各地的甘工委委员集中在兰州开会，6月6日，周家庄5号罗云鹏居住地遭到搜查，住宿在此的李铁轮、林亦青连同罗云鹏一起被扣押。次日，罗云鹏妻子樊桂英、女儿罗力立和工委秘书赵子明也相继被捕。工委遭到破坏后，不能立足的共产党员奉命撤回延安。被捕的同志在狱中临危不惧，大义凌然，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英勇斗争。1941年2月12日午夜，李铁轮、赵子明成功越狱，辗转到达延安。罗云鹏、林亦青因地形不熟越狱后再次被捕。在长期关押中，他们始终坚贞不屈，不为诱逼所动。1944年，林亦青被折磨致死，年仅24岁。1946年2月，罗云鹏在兰州大沙沟监狱壮烈牺牲，年仅36岁。

李铁轮

　　甘工委遭破坏后，为尽快恢复党对甘肃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1942年8月，西北工委决定在庆阳建立中共甘宁工委，负责领导甘肃、宁夏两省的抗日救亡工作。但由于延安整风运动中，甘肃等地的地下党被错误地打成“红旗党”，原甘工委在延安的党员几乎全部被关押审查，给甘肃党的工作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根据中央关于“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指示，甘肃国统区的党组织转入分散隐蔽阶段，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谋取合法职业，争取一切可以生存的方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战。

　  以人民的名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甘肃工委及兰州战役

陈成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重新恢复中共甘肃工委，负责甘肃、宁夏两省党的地下组织工作，由时任陇东地委副书记朱敏兼任书记。1946年春，中共中央西北局将孙作宾、陈成义等同志派往庆阳加强甘工委的领导工作。同年12月，西北局调整了甘工委的组织机构，由孙作宾任书记，增补徐国珍为委员，下设组织、宣传、军事、社会、秘书5个科室。甘工委恢复后，坚持以发展新的为主、整顿旧的为辅的正确方针，大力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相继建立了5个地级工委、17个县级工委、1300多个支部，发展党员16000余人。除皋榆工委外，各工委都建立了武装队伍，采取脱产与不脱产相结合、平时分散战时集中等灵活机动形式，打击震慑敌人。

王震

为接应王震所部北上，开辟陇南、六盘山东西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1946年9月初，甘工委组织陇南、华平、平西工委带领各自武装共计400余人，分路打出边区，因目标过大又难以抗击重兵，不久即被国民党地方部队打散。甘工委及时总结教训，将集中出击改为分散派遣，开辟解放甘肃的第二战场。1948年11月，根据西北局《对甘肃工作的指示》精神，结合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要求，甘工委及时将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大力加强统战工作、民族工作、群众工作和情报工作，加强对各地工委的指导及联系。瓦解国民党县、乡、保政权及地方武装，将其实际掌权者发展为党员或建立统战关系；对握有军权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从多渠道积极争取，宣传政策，促其转变；在民族聚居区建立党的组织，争取民族上层人士，党的力量基本遍布全省各地，渗透到各个阶层。在解放大军进军甘肃过程中，各级党组织提前解放了崇信、武山、陇西、渭源等县城。解放大军进入甘肃后，各地工委积极发动群众筹集粮草、军鞋等物资，组织担架队，运输队，踊跃支前，为甘肃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彭德怀(左)与甘泗淇在兰州合影

1949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率领下，在顺利实施扶眉战役、歼灭胡宗南主力的有利形势下，向甘肃挺进，揭开解放甘肃序幕，8月21日组织实施兰州战役，消灭马步芳集团主力。1949年8月19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定西正式成立，8月26日兰州解放，12月甘肃全境解放，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甘肃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纪元。

兰州市民欢庆解放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甘肃人民，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圣神使命，在血与火的征程中砥砺奋进，每一次探索实践、每一回驻足停留、每一个壮烈牺牲，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足迹，注入了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