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志学

与国民党右派势力开展坚决斗争，争夺党对革命的领导权

在共产党人的帮助组织下，国民党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积极开展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与此同时，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和国民党组织的发展，一些投机分子和反动政客也乘机混入国民党内，企图抢夺革命果实，篡夺国民党省市党部的领导权。这些野心家和反动政客权欲熏心、忌贤妒能，以其自私反动的阶级本性破坏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造谣中伤、破坏团结，大肆进行篡权分裂活动。兰州地区的革命阵营明显地形成了以共产党员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以投机分子、反动政客、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随着革命形式的发展，右派势力由害怕革命逐步走向反对革命。以共产党员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宣侠父、钱崝泉、邱纪明等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左派的公开身份，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延国符等，同国民党右派分裂分子沙明远、田昆山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6年10月初，在国民党兰州市党部组织召开的欢迎教育厅长沙明远、民政厅长邓鉴三奉冯玉祥派遣在兰州宣讲三民主义的集会上，担任国民党兰州市党部常委的共产党员邱纪明因维持秩序与沙明远创办的五族学院个别师生发生冲突。担任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常委的田昆山和自称为“特别党员”的沙明远等右派分裂分子便以此为借口，唆使甘肃教育界的党羽节外生枝地掀起了一场排挤驱逐共产党人的轩然大波，妄图从驱逐共产党员邱纪明下手，进而迫使宣侠父、钱崝泉等人离开兰州。同年10月中旬，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和兰州市党部 发出通知，召开党员大会，讨论决定对沙明远进行分裂活动的处理意见。通知发出后，一直躲在幕后的田昆山公开跳了出来，妄图以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迫使宣侠父推迟会期，以便沙明远纠集党羽，商量对策，瓦解左派势力的斗争。宣侠父愤怒地拔出手枪，对着田昆山斩钉截铁地说：“不论是谁，要想反革命，我就用这个东西对付他！”坚持党员大会必须按时召开，不得改变。由于宣侠父等人的据理力争，由省市党部联合组织的党员大会按时召开了。大会由督办公署政治宣传员李印平主持。宣侠父在党员大会上报告了沙明远勾结兰州教育界丹东势力企图篡夺党权的阴谋活动，要求大会讨论处理意见。宣侠父提议对沙明远进行开除党籍六个月的处分，以观后效。党员大会通过了宣侠父的提议，对田昆山、沙明远等国民党右派利用“教职联席会议”破坏统一战线的分裂活动予以有利打击。面对省城上下各色头面人物的调和、斡旋甚至施加压力，宣侠父毫不妥协，义正词严地指出：“党员大会通过的决议，任何人无权改变！”使国民党右派分裂分子为之丧胆，其反动气焰一时间有所收敛。以宣侠父、李印平为代表的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员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广大进步人士取得了反对右派分裂活动斗争的胜利，使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进一步得到巩固，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兰州不断向前发展。  

支持帮助甘南藏族同胞开展反抗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

宣侠父赠送给黄正清的照片

甘肃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生活在甘肃南部草原的广大藏族僧俗群众长期以来受到反动军阀马麒的压迫和屠杀。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区委十分重视党在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在国民军开赴甘肃后就如何开展民族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

1925年底，担任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委员的宣侠父，在督办公署政治处处长延国符的办公室里，见到了赴兰州控告军阀马麒暴行的藏族代表---拉卜楞寺五世嘉木样之兄黄正清和翻译罗占彪，了解了拉卜楞事件的基本情况和广大藏族僧俗群众置身于水火之中的苦难处境。宣侠父立即向中共甘肃特别支部进行了汇报。宣侠父认为，拉卜楞事件不是某甲与某乙的什么纠葛，乃是一个弱小民族受地方军阀压迫的问题。中共甘肃特别支部认决定，从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入手，支持、帮助甘南藏族群众反抗封建军阀欺压的正义斗争，并确定由宣侠父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在宣侠父等人的建议和帮助下，黄正清等人在兰州浙江会馆建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 宣侠父在为促进会草拟的《藏民文化促进会组织大纲》中提出了“提高藏民文化，使得与国内各民族有平等之地位，更进而与国内各民族共同奋斗，要求中国民族国际地位上之平等”的根本宗旨，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文化，是民族的存在和独立上所需要的文化，并不是奴隶的文化。宣侠父还以国民党党务特派员的身份介绍黄正清加入了国民党并被选为国民党兰州市党部监察委员。宣侠父利用自己在国民军中和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有利条件，根据黄正清等人的要求，多次向代理甘肃督办兼国民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反映拉卜楞事件的有关情况，敦促刘重视和解决这一关系甘南藏族群众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为了全面了解甘南藏族群众遭受马家军阀欺压的真实情况，根据黄正清等人的邀请和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的指派，在征得刘郁芬的同意后，宣侠父于1926年7月在罗占彪等人的陪同下，亲赴甘南草原，对拉卜楞事件的真相和藏族群众的生存现状进行实地考察。

黄正清（1903-1997）

结束考察回到兰州后，宣侠父向刘郁芬汇报了藏族僧俗群众遭受的苦难和要求军阀马麒军队撤出拉卜楞的强烈呼声，请求刘尽快采取措施，解救藏族同胞于水火之中。与此同时，宣侠父帮助藏族同胞亲自起草了《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在兰州东教场召开的庆祝五原誓师大会上散发，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影响，给马家军阀以强大的社会压力。拉卜楞事件最后于1927年4月得以合理解决。这固然是多方努力的结果，但是，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特别是宣侠父同志给广大藏族同胞以强有力的领导与坚决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宣侠父因此而受到广大藏族同胞的爱戴、尊敬和深切怀念。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的民族工作因此而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思想从此在甘南草原深入人心，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宣侠父为甘南藏族同胞舍身请命的壮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工作在甘南草原的光辉实践，开创了党的民族工作的先河，在党的民族工作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宣侠父与妻子、子女抗战初期在西安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