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霁云葛曼父子的传奇人生

文/袁志学

葛霁云的传奇人生

葛霁云

葛霁云（1896—1941），又名葛昊，曾化名葛济平，1896年出生于甘肃天水。父亲是一个境遇不佳的读书人,教过书,后来到陇东环县衙门里当“师爷”(文书)。幼年的葛霁云随父在环县生活,目睹了身处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12岁时父亲逝世,他随母亲偕姐妹扶送父亲的灵柩回到天水,靠亲戚的周济生活。念了两年私塾以后, 葛霁云转入新办的小学堂上学。葛霁云小学未毕业就考入省立第三中学(天水中学)。葛霁云16岁辍学后到天水县邮政局当译电员，18岁师从名儒任文卿先生，偏爱历史，亦喜诗文。研习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后曾给同学张澄之说：“我钦佩历史上那些爱国之士，将来也要做一个刚直的大丈夫，不随波逐流。”

初到北京城

1919年夏，葛霁云考入北京汇文大学外语系。这所教会学校的“洋味” 深深刺痛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化和掠夺，进校两个月便毅然决然离校返兰。1920年秋，被保送到北京交通大学学习铁路管理。“五四”运动期间，葛霁云认识了革命先驱李大钊，在李大钊领导下钻研马克思主义，接受革命思想，自觉投身于“五四”运动。1924年，葛霁云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离校后与共产党员南汉宸先后在天津、北京、上海、河南等地积极传播“十月革命”的火种，为在各地建立党的组织而积极工作。1925年初，葛霁云倡议发起成立天水籍在京学生组织——天水学会，并创办了季刊《新时代》，担任任主编，公开宣传马列主义。

追随邓宝珊

邓宝珊

1925年春，葛霁云受李大钊委派到冯玉祥部工作，任国民军2军7师邓宝珊部秘书长，积极做邓宝珊的思想转化工作。1925年夏，葛霁云建议邓宝珊在驻地河南陕州办起了军官讲习所，胡文斗任所长。葛霁云利用这个机会向官兵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积极发展邓宝珊部邓鸿宾、聂少云、杜汉三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葛霁云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葛霁云利用与邓宝珊的同乡关系，在驻地河南陕州军官传习所向士官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同年夏，邓宝珊接受共产党人建议，衷心赞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联名通电敦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期间，由葛霁云引荐，邓宝珊与共产党人李大钊相识。1926年9月，国民军在五原（今内蒙自治区）誓师，改称“国民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联军采纳了李大钊同志 “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建议，挥师入陕，援助被北洋军阀“镇嵩军”——刘镇华部围困于西安的国民联军杨虎城、李虎臣部。此间，邓宝珊部驻陕西乾县，邓宝珊任援陕副总指挥，葛霁云任秘书长。邓宝珊在乾县组建军官教导队，黄展云任团长兼队长，聘请邓小平同志为政治教官。葛霁云经常与邓小平同志一起工作，促膝谈心。葛霁云多次给党内同志说：“邓小平同志有很多优点，我们都要向他学习”。葛霁云特别重视对青年干部的培养教育，认为青年是革命的基础。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教导队很多士兵和下级军官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并走上了革命道路。杨嘉瑞、崔振山、王明甫、邓鸿宾、杨子实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西北播火种

1927年，天水县农协给新阳南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胡恒生颁发的证件

1926年，葛霁云等人在西安邀集天水籍进步人士成立了“同乡会”，选派王承舜到天水发动农民运动。王承舜到天水后任省立第六师范校长，亲自到新阳、三阳川等地组织农民协会，提出打倒“四凶、八害”(四乡劣绅、贪官污吏、地主恶霸)的口号，四乡农民积极响应，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热潮，点燃了天水革命运动的星星之火。1927年1月，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在西安成立，葛霁云任民政厅副厅长。葛霁云利用这个公开的合法身份，为党组织提供经费，掩护党内同志，并发动各县积极组织农民协会，与反动势力作斗争。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清共”政策，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葛霁云被捕，关押在石敬亭陆军总监部，半月后，经邓宝珊多方营救，被保释出狱。6月，刘伯承因四川顺泸起义失败，秘密来到西安，邓宝珊闻讯，委托葛霁云资助银洋600元，护送刘伯承安全离陕，参加南昌起义。白色恐怖笼罩下，受蒋介石的威胁利诱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汉口临时革命政府早已解散，汉口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遇难，葛霁云十分焦急，立即随王明甫星夜登程，赶往汉口和一位姓吴的同志取得联系，营救出40多名同志。

河南闹革命

1927年，邓宝珊驻军迁到南阳，葛霁云又回到邓宝珊处做机要秘书。葛霁云作邓宝珊机要秘书有很长时间，这使邓宝珊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深刻了解。1928年春，葛霁云、岳跻山、柴宗孔等在河南唐县组织游击队，计划开辟革命根据地，因势单力薄而失败。期间，葛霁云还以邓宝珊的名义，利用樊钟秀的防地在唐县组建了一个教导队，召集和培养青年干部、青年学生400多人，这些人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葛霁云从邓宝珊处得知国民党当局捕捉他和岳跻山的消息后，即刻到一个深山寺院隐蔽，同年3月底前往上海，辗转津、京、沪等地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29年，葛霁云和张玉燕（邓宝珊夫人）、杨晓初、续范亭、刘爱如等离沪到达北平。

葛霁云（左）与张雅韶（右）

1930年，葛霁云偕同杨晓初、邢肇棠、王明甫等人随邓宝珊离京来到河南郑州，联络阎、冯讨蒋，并劝说第八方面军总司令樊钟秀共同反蒋。同年5月，樊钟秀被蒋机炸死，邓宝珊、葛霁云、王明甫等赶往许昌祭奠。邓宝珊接任第八方面军总司令职务，葛霁云仍为邓的秘书长。葛霁云、杨晓初介绍李象九到邓宝珊部，编了一个旅，李象九任旅长。李象九邀请阎揆要、史唯然、王超北等共产党人到该旅任职，葛霁云向北平党组织汇报，党组织派任启明到该旅任党代表。他们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利用阎、冯讨蒋，中原大战之机，壮大党的武装力量。1930年10月，胡廷珍在凉州、甘州、肃州，与马仲英部队中的地下党员葛霁云、吴应棋、张雅韶等取得联系，在马仲英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在龙潭虎穴中开始了艰苦的兵运工作。同年11月，邓宝珊去上海法租界“隐居”，葛霁云随邓前往上海，和杨明轩、杨晓初一起支持邓宝珊秘密从事反蒋活动。

1931年底，葛霁云随邓宝珊返回西安同住皇城南门外的办事处。时陕西省委负责人高某叛变。一天，陕西省委军委负责人汪锋前往办事处途中被宪兵特务追捕，葛霁云机智掩护，支走特务，确保了汪锋同志的安全。他特意安排汪锋同志多住了几天，并介绍汪锋同志认识了邓宝珊先生。1932年1月，全国抗日呼声日前高涨，蒋介石不得不装出一副“共赴国难”的姿态，同意邓宝珊回甘肃，条件是“不能带走葛霁云，他是赤色分子”。正当邓宝珊和邵力子动身赴任去兰州之际，蒋介石却突然发来一道密电：葛霁云速离邓部，不准随行。这是什么缘故呢？邓宝珊和葛霁云当然都很明白。面对从小一起长大，又朝夕相处，患难与共达八年之久的老朋友，邓宝珊拿着电报纸的手在微微颤抖，不知该说什么话好。葛霁云却摘下眼镜，一边轻轻地擦着镜片，一边安慰邓宝珊说：“宝珊兄!不必感伤，这是意料中的事，临别之前，我只希望你注意：目前的蒋介石，一手把持中央，有权、有钱、有军队，还有特务，中国的任何军阀，都不是他的对手。对地方反蒋军事力量，不要有过高希望。跟蒋介石斗，就必须跟共产党合作，就必须首先斗政治，就必须十分讲究策略。我知道，你对我党的一些做法，并不赞赏，可这也是逼出来的……环境使然!中国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既然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我们就必须站在农民一边。谁想搞西方议会民主那一套，恐怕只是天真的梦幻……”。邓宝珊细细琢磨着葛霁云这番话，琢磨了几十年。同年底，葛霁云几经周折回到兰州。1933年5月，经葛霁云介绍，到兰州开展兵运工作的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梁干丞到杜汉三兼任队长的新一军教导队担任政治教官，以合法身份作掩护，与敌人展开巧妙斗争。

辅佐马仲英

马仲英

1933年秋，葛霁云因被蒋介石通缉离开兰州前往西安，后去宁夏孙殿英部找南汉宸。1934年孙殿英攻打宁夏失败，葛霁云辗转河西、新疆，在马仲英部搞军运，对马仲英及部属由旧军阀转变为革命军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马仲英,原名马步英，甘肃河州人，因耻于马步芳辈为伍，自行更名。他17岁在甘肃河州聚众起事，率众数万打遍青海，河西、宁夏、新疆，所向披靡，除吉鸿昌部外无敢与其争锋者，因有“尕司令”之称。1930年3月，马仲英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十五路军第二旅旅长，并发给军饷。第十五路军总指挥为马廷勷，马仲英不服从马廷勷领导。此时马仲英部驻后套，约3000人。1930年夏，马仲英到南京，蒋介石将他安排在中央军官学校学习。经蒋介石批准，马福祥将马仲英安排到山东泰安马鸿逵部任参议。在此期间，马仲英结识了一些有“左”倾思想的知识分子。1932年，在孙蔚如部队进入兰州之后，杨虎城扶持马仲英为新编36师师长，帮助马进兵新疆，通过进步人士的推荐，并取得中共地下组织的默契，派刘佛吾、葛霁云、杨波清等人到马仲英部开展工作。杨虎城拟俟马仲英占领新疆后，再设法与苏联打通关系，同时与陕北苏区配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局面。当时十七路军内部的一些知情人把这一方针称为“开后门”，意谓潼关是前门，打开与苏联的通路即为后门。如能同苏联接上关系，便可公开对抗蒋介石，一旦力不能支，即可率部队退驻甘肃，暂时放弃陕西，以待时机。称霸新疆的盛世才在哈密一带与马仲英部激战，几被活捉。马仲英攻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因盛世才请了配备着飞机、大炮和装甲车的苏联红军相助而受挫，撤往南疆后，马仲英拒绝了参谋长去印度投奔英国的选择，而听从共产党员葛霁云等的劝告,去了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不久即死去。1934年7月，马仲英被派往莫斯科学习，葛霁云等随同前往。马仲英由苏方代表、苏联驻喀什领事馆秘书康斯坦丁诺夫等人陪同，与蔡雪村、吴应祺、葛霁云及部分青年军官约280余人和一支近30头骆驼组成的驼队，携带大批金银细软由喀什起程，经乌恰县的斯姆哈纳(今属乌恰县吉根乡)，从伊尔克什坦边卡进入苏联。1935年，马仲英派葛霁云、吴应琪等人到新疆叶城改编36师，在全体官兵大会上，葛霁云代表马仲英表明了坚决走革命道路的态度。由于代理师长马虎山死心塌地反共，拒不交出兵权，葛霁云一行只好返回莫斯科，在第三国际参谋本部工作。1936年葛霁云委托南汉宸将他的儿子葛曼送往延安参加革命，葛曼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优秀的革命者。1936年，葛霁云被派往西班牙支持西班牙人民革命战争，1939年返回新疆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1年，葛霁云在新疆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杀害，年仅45岁。

葛曼的革命历程

葛曼(1917—1966)，原名葛蔓荪，曾用名戈曼，化名李俊峰。甘肃省天水市三星巷人。1917年出生两个多月，生母因肺病去世，因父亲葛霁云为革命常年奔波在外，遂由祖母抚养。1936年葛霁云委托南汉宸将葛曼送往延安参加革命。19岁的葛曼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后入中央警卫团，1938年入党。八年抗战的烽火岁月中，葛曼随部队辗转在晋冀鲁豫抗日前线，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员、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干事、八路军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组织干事、太岳地区新华日报社特派记者。抗战胜利后先后任中共甘肃工委特派员、陇南特委科员、副科长。

甘肃工委特派员

皋榆工委委员葛曼

1947年5月，中共甘肃工委派葛曼到兰州协助罗扬实开展工作。在邓宝珊公馆的中共秘密联络点，葛曼与王新潮、吴鸿宾接头，并通过吴鸿宾、康尔信(康君实)、赵定九等人分头开展工作，先后与史鼎新、陈伯鸿、王教五、魏自愚(原邓宝珊部参谋长)、周服之、许青琪(省参议员)、谢国泽、周戒忱、蔡景忱(省参议员)、张玉田(省会警察局秘书)、李翰园(被服厂厂长)、高勉斋(考诠处秘书)、马宵石(民意通讯社社长)、马锡武(原国民党东路交通司令)等中上层人士建立密切的联系，将其中一些人经过考验，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葛曼与国民党西北行辕特务团中的原红四方面军20多名战士恢复联系，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1947年春，中共甘肃工委特派员葛曼介绍在国民党甘肃省保安7团任副官的贠志毅加入党组织；葛曼、陈超群等同志，组建并领导秦安县郭嘉党小组，先后在郭嘉、王甫、魏店黑石头和华家岭等地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48年春，甘工委书记孙作宾认为，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已经打下工作基础，决定成立以罗扬实为书记，葛曼、张生强为委员的中共皋榆工委，统一领导兰州及周围皋兰、榆中、洮沙、靖远等广大地区党的斗争。

临夏推行“大包干”

临夏州委书记葛曼

1949年甘肃解放后葛曼任平凉地委委员、秘书长，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1955年任中共临夏地委副书记，兼任地委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共临夏地委于1956年7月10日提出了《关于成立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意见》，7月23日，甘肃省人民委员会第54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方案》并上报国务院。7月31日，地委副书记葛曼在临夏专区1000多人参加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成立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报告》。1956年10月，葛曼接任临夏地委书记。同年11月，在政协临夏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主席。1956年11月20日，由4万多名各族群众参加的隆重庆祝会在临夏市东校场举行，国家民委办公厅主任甘春雷、甘肃省副省长陈成义及青海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民族事务负责人等参加了庆祝大会。陈成义在讲话中说：“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成立，是临夏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临夏地委书记葛曼讲话说：“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又一次光辉的胜利，也是我们临夏人民团结进步，共同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州长沈遐熙在讲话中号召：“全州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向幸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前进。”1957年1月，中共临夏地方委员会改名为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委员会，葛曼继任州委书记，兼任自治州政协主席。

1958年大跃进后的困难时期，临夏农村形势严峻。1962年青黄不接间，群众揪青掐黄充饥，葛曼和州委一班人焦虑万分，采取紧急措施：包产到户！这一适合当前情况、符合群众心愿的措施很快见效，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纷纷到责任田里锄草保青，吸引了更多的人参加农业生产。群众生活困难的危局迅速得到扭转，葛曼却受到指责和批判，被降职为州委副书记。西北局批示“这是西北全区的一个重要政治事件”。葛曼在中央工作组主持的会上站起来说：“单干的事，我承担全部责任，与任何人无关。”有几位常委也站起来说：“我们都有责任。” 集体经济直到1963年8月才基本恢复，在边远山区暗中包产的状况一直存在。

请缨皋兰治干旱

1965年夏，葛曼主动请缨到甘肃最艰苦的县上工作，到皋兰任县委书记。葛曼一上任，决心解决皋兰的根本问题——缺水。葛曼看到了地图上傍着皋兰长长的黄河线，也看到了拥挤在供水汽车前分水的群众。葛曼跑遍皋兰，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针对传统生产方式提出：走压砂一条路，不是长久之计，皋兰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水利。葛曼提出搞三条大型电力提黄工程的构想。大砂沟电力提灌工程很快得到省上的批准，破土动工时葛曼主持了开工典礼，据说从葛曼提出构想至开工不到100天。紧接着，葛曼为河口——石洞寺——西岔电力提灌工程的早日上马积极筹划奔忙。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葛曼惨遭迫害致死。1978年中共甘肃省委召开追悼大会，为葛曼平反昭雪。